其实一个中国人，只要不是全然封闭，认知中就必定烙上过“南京大屠杀”几个字。
这是一种被赋予的关系，无法推诿，但也并不牢固，人生经历会决定它后来的走向。之前有很多人都在说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妨说一点自己的经历吧，很个人的东西，或者说，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是南京人，第一次接触南京大屠杀是小学组织看《屠城血证》。故事没怎么看懂，但记得一个镜头，是一双被活埋的同胞的手，伸出黑土，直指天空。
之后几天我反复回想这个画面，我想如果被活埋的是我，我有没有可能幸免。我设想过在泥土里屏住呼吸等日本兵离开，甚至还在心里演练过几次。这种设身处地的想象让我感到自己和南京大屠杀有些许联系。
现在想起来，可能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就是害怕有一天这样的灾难也临到自己。
95年的时候我看了吴子牛导演的《南京1937》。
那时候我上初中了，“南京大屠杀”五个字已经耳熟能详，也确乎记住了时间地点和30万这个数字。但这部电影让我发现了许多不曾知道的内容，比如南京守军曾有过殊死抵抗，比如遇难同胞除了平民还有大量战俘，比如存在一个庇护难民的国际安全区，而驻扎的日军中也有台湾籍的士兵……
这些细节让我惊讶地发现，我虽然早就熟悉了南京大屠杀这个词汇，对它实际的内容却一无所知。
这让我产生了一点去了解它的冲动，高中时也买了《东史郎日记》和《拉贝日记》来看。但冲动不足以维持热情，南京大屠杀是身外事，比不得柴米油盐，有切身的利害。
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了更多关于这部电影的事。
其中一件是，男主角秦汉的父亲是参与过南京保卫战的88师师长孙元良。因为这种联系，他主动提出降低片酬出演。
另一件是关于女主角早乙女爱的，几年前她已经去世了。影片中有一段，是她饰演的日籍妇女到安全区求助，遭到难民围攻，当时的群众演员里有经历过大屠杀的老人，因为激愤而动了真，推攘中把她的头发也扯掉了。这件事让早乙女爱很受刺激，影片最后一幕时怎么都不肯说出“南京”两个字，只能靠配音完成。这两件事和问题没有太大关系，不说出来却如鲠在喉。
南京大屠杀在这两位演员身上也烙了印，一笔一画比许多人来得真切和复杂。
后来是07年，去看了纪录片《NanKing》。我记得最初买票是出于义愤，因为看见报道说南京本地竟然没有引进这部电影。后来我在电影院里哭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几位妓女的事，后来在《魏特琳日记》里读到过，也在《南京！南京！》里看到，就是日军要建立慰安所，召集安全区的妇女，准备带走100名从事“那种职业“的女性。后来有二十多位妓女自己走了出来。
还有常志强（Chang Zhi Qiang）老人的故事。他的妈妈在他面前被杀害了，他弟弟那时很小，还爬到妈妈身边，扒拉衣服找奶吃。还有张秀红老人讲述自己被强奸。当时她12岁，爷爷替她哀求，日本兵用枪托砸，她就跟爷爷说，爷爷你不要拦了。
后来日本人走了，她身上都是血，爷爷给她揉腿，说，红子啊，你太小了，你太小了。她说，爷爷啊，要是你被日本人杀了，我也活不成啊。我记得她讲述整件事的时候十分平静，连哽咽都没有。但我看的时候眼泪一颗接一颗往下掉，最后哭出了声（2016年12月20日：张秀红老人已于昨天去世）。
大概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和南京大屠杀是有关系的。之前这种关系暧昧不清，因为我没有接触过事件的细节。宏观叙述和抒情并不给人切肤之痛，真正具备震撼力的是那些关于个人的故事，虽然细微平实，却可以被理解，被感知。
我相信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对苦难感同身受的善良，在为他人叹息和流泪的时候，我们也在怜悯自己身为人的脆弱。这种情感的共通提示我们并不孤独，这是对受难者的宽慰，也是对自己的宽慰。
我想，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如果南京大屠杀在心上只如粉笔作画、可以轻易擦去，那只是因为还没有机会了解那些故事。
另一个让我震动的是国际安全区。
那时安全区的宣传还很少——纳粹和传教士，这是组织者们的”原罪“。但这部纪录片很详尽地讲述了这个区划，讲它如何创立和运转，在板荡中庇护万千中国人。
战争放大人的恶，也放大人的善良。在几十年之后，在对和平、安乐习以为常的时候，我已经很难想象曾经有这样一些人存在过。
所以我很庆幸之前的经历让我对南京大屠杀有所惦念，否则我不会看到这部影片，也不会了解到信仰和人性所爆发过的亮度。
除了当时已经有所了解的约翰拉贝和明妮魏特琳，我还对一位叫罗伯特威尔逊的医生印象很深。他出生在南京的传教士家庭，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之后返回中国，在鼓楼医院（如今的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城陷之时他决意留下，不得不送别妻子和出生七周的女儿。他对这个决定的解释是，如果我走了，我就失去了这样一次服务上帝的机会。
大屠杀开始之后，他成为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高峰时期可能“每小时做一例截肢手术”（《威尔逊日记》）。1940年他因为身体原因返回美国，后来在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单元，他作为控方证人第一个出庭作证。
无论最终如何，这个过程本身是有意义的。
查找资料让我看见了更多人的故事，有遇难者，有加害者，有记录者，也有秦汉和早乙女爱这样后来的人们。
一些材料也改变了我从前的认知。比如南京保卫战，我那时才知道它是在“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的状况下打响的。我也看到了战事的脉络：后方部队调动不及，参战的大多是淞沪退下的残部，弹药紧缺，临时补充的新兵基本没有经过训练（按谭道平《南京卫戍战史话》的估计，新兵接近四成），多支部队通讯阻隔、语言不通。交战时，中下级官兵不可谓不忠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雨花台、紫金山战况和此役殉国将领名录，但战力悬殊，只坚守了九天。
城陷之时，撤退令下达极为混乱，表述含糊，毫无规划，军队与难民混挤一处，在挹江门督战的36师甚至没有第一时间收到指令，导致友军对峙甚至开火。而在江岸，因为此前唐生智为表死守决心收缴大部分渡船，造成“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行至江中，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惨遭灭顶者数以千百计。（宋希濂）”
之后日军以汽艇封锁江面，岸上骑步兵先后赶到，包围中残兵投降，下关全部沦陷……以前我从不知道这次败战的壮烈和惨痛，而当我了解了个中曲折，对城陷后投降而遭屠杀的士兵就有十分不同的感受。我心里有了沉痛，无法用蔑视和讥笑来面对这些人们。
又比如日本和西方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日本方面对大屠杀的研究实际上十分详实，而至少在90年代以前，认为南京大屠杀是确凿史实的“大屠杀派”在舆论中是占据上风的。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士兵或战地记者回忆录中已有零散涉及南京的情形，而到七十年代，洞富雄（早稻田大学教授，“大屠杀派”代表人物）出版了《南京事件》和《南京大虐杀》（中文名《南京大屠杀》），这两本书被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先驱。
我读过后一本，感觉是严谨、扎实，并且具有温度，如果有朋友愿意对南京大屠杀有系统了解，应该看看洞先生这本书。像他这类学者还包括一桥大学的藤原彰和吉田裕，以及担任过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客座教授的笠原十九司等等。另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记者本多胜一。
1971年他在《朝日新闻》连载《中国之旅》，记述他在中国访问日军暴行受害人的经历，南京大屠杀在其中有比较重的分量。这些报道在1972年发行单行本，10年内重印了26次。
我在自己大学的图书馆找到过（似乎是）南京大屠杀部分的英文版，上面残留着借书学生用铅笔做的标记。和洞先生的著作不同，这本书大概算采访手记，更通俗平易，细节也更丰富。作者在很多地方做得非常认真，比如描述夏淑琴老人（如果没记错）一家遇难的情况，旁边附了详细的平面图。
西方的研究我了解不多，也没有读过专著，记得一点大众化的信息，比如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保存有传教士（大多数正是安全区委员）见证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原件（张纯如女士应该正是在这里读到了魏特琳日记），图书馆的网站可以查阅这些资料的备份。
斯皮尔伯格拍过《辛德勒名单》之后，在南加州大学设立了一个项目，叫“IWhitness”，2012年加入了南京大屠杀单元，里面保存着一些幸存者的口述视频，注册后即可查阅。还有那部纪录片《NanKing》，导演之一是Bill Guttentag，是两次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得主。
这些信息让我知道，在对真相的发掘中，没有哪个民族是孤独的。
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方，都有一些人在探索这段浩劫的原貌，为数不多，但弥足珍贵。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把自己封闭起来，让本该属于更多人的记忆变成内部宣泄或是程式化的年度点蜡呢？
我们该去了解这段历史，也了解执着于这段历史的人们，然后同他们一起，把这件事做好。
还有很多，像屠杀人数的认定，罪证收集的努力与失力，证据的误用和纠正……也许每个问题都可以独立成篇，就不在这里啰嗦了
但有一点，就是在这个阅读查考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发现，我跟南京大屠杀的关系在变得密切。也许大多数人都有类似体验，就是个人经历造就了自己对某一段历史、某一次事件的特别的执着。而于现在的我，这种执着指向了南京大屠杀。这是我的幸运，毕竟人还是乐于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也乐于为所做的事情赋予一些意义。
这也让我体会到，我们跟南京大屠杀之间，虽然在初始时被赋予过一层关系，但这种关系的走向却是自己来决定的。
额外看一段史料，就和仅看教科书不同，而听过幸存者口述，就和仅仅阅读不同。
那种原本外来的关系，会通过自己所做的事而内在化，最终成为属于个人的体验。这种体验将会是更加独立的，更不容易被左右和限制。
这个过程也让我对自己有重新的认识，比如我潜在的价值观。
去年之前我从没去过南京，我是在写作中想象她，不知不觉地神圣化。后来终于得到两周假，抽出几天去了，先是跟几位普通人交流，觉得“也无非是这样”，之后又和宾馆前台大吵一架。
那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我一直向往的那个南京？如果是，为什么它并没有展示出特别的好来？而如果不是，我心中那个南京在哪里？
后来我发现，问题不在这座城市，这里的人们可能和七十多年前无甚差异，都平凡地活着，展示人性的优点和缺点。
真正的问题在我自己。可能我一直都下意识地觉得，只有好而不俗的人才值得纪念，所以我虚构一群理想中的人物，却忘记那些震动过我的故事，大多数是关于平凡人的，这也就难怪我以前写的东西，朋友看了说像唱红歌。
而在潜意识里给人分出三六九等，再自动屏蔽底端的人们，这种心态放大来看尤为可憎，因为历史与现实中有很多的荒谬和悲剧，正是源自于剥夺普通人的权利、漠视他们的尊严和声音。我必须为这种心态反省。
我也发现了内心的分裂，比如我可以因为读到一段材料而流泪满面，转过背却可以在网上骂街，激动处恨不得朝对方脑袋开一枪。这种阴暗一直存在，但对比使它清晰。
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前读日本士兵日记时的惊讶，也就不那么惊讶了。有位叫曾根一夫的士兵，战后他积极出书为大屠杀作证，而在战前，他大概也是一个普通的好人，由信仰宗教的祖母带大，相信谁也无权夺去别人的生命。但是在战争中他也杀过平民，其中一次是因为没有能制止部下强奸，怕受害者向宪兵告状。他也目睹过手下人逼迫一对母子交媾，虽然于心不忍，但还是选择沉默，因为对方反问他，难道分哨长自己没有强奸过吗？后来我读到一段话，出自《日本人的战争记忆》的美版编辑，他说：
……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是怎么样和为什么全都落到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当我以自己的内心进行比对，我意识到，这个建议也是说给我的。什么样的成长背景造就了这样的我，让我心中充斥戾气，容不得异见和反驳，可以随意给人定性贴标签，在为一些陌生人感动的同时，又对另一些素不相识者恨之入骨。
而当我在谩骂诅咒的时候，如果给我杀人的权利，我能不能够控制自己。这时候我才明白，南京大屠杀和我的关系并不仅仅在于我可能成为受害者。实际上我也可能成为加害者。“狂热和盲从”距我并不遥远，只是还没有一个机制去强化它，再将它释放。
所以我想，如果要防备南京大屠杀的惨剧重来一次，比警惕一个族群重要的，可能是警惕那种孕育、激发再彻底释放人心之恶的机制。
这些就是目前为止我和南京大屠杀的关系，如开头所说，只是很个人化的经历，但其实也和别人有共通处。
在写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和很多朋友交流过，收到过很多的帮助，其中一些人在此前素昧平生。但无论什么样的性情和阅历，在谈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每个人都严肃真诚。
这大概也说明，我们确实早已被赋予过同这件事的关系，无论愿意与否，它确实存在那里，并且多少影响着我们的一些态度。
如今我的孩子出生了，我给他起了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所以他也在一开初就被赋予了同南京大屠杀的关系。
当然这种关系也是不牢固的，可能强化，也可能淡化，全在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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