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姥爷与他俩的战友们（101）淮南友军

爷爷、姥爷与他俩的战友们（101）淮南友军

徐州会战后，接着是武汉会战。

随着武汉会战的展开，日军为了支援武汉前线，不断从江苏、安徽等攻占的所谓后方基地调取兵力西进，因此苏皖一带留守的日伪军兵力日渐减少，这就为在安徽和苏南一带活动的新四军和方部游击军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

到了1940年初，方绍舟在定远、凤阳一带的游击军也已经发展到了4000人左右，便之成为淮南地区一支不可小觑的抗日有生力量。

由于方总司令是老同盟会会员，一直紧随先总理孙先生闹革命，后来又加入了国民党，是国民党内元老级别的人物，他曾经先后被国民政府委任过凤阳县和定远县县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方总司令在家乡起兵，他又被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刘士毅部临时委任为定凤游击军司令，因此他的游击军在当时名义上已经归宿于国民政府麾下了。

但是，在皖南经过整编坚持抗战的新四军，随着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扩大，方部游击军活动的皖北淮南定凤一带也逐步纳入了新四军的游击区，方部游击军也自然成了作为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的新四军积极争取的友军和整编对象。

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方部游击军的控制，1938年秋国民政府对方部游击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在这次整编后方总司令被调任安徽省政府参议兼赈济委员会委员。

方部游击军虽然被整编了，但是这支队伍本身属于地方上的地主武装，是地方抗日的游击军，而不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而且鉴于方总司令在这支队伍的威望，这支队伍实际上并没有脱离方总司令的实际控制。

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到了1940年初，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了飞速发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了50多万人，苏皖一带的新四军也已经发展到了近10万人之众。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只是一个支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在蒋介石国民政府派驻有军事顾问，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大力支持。共产国际背后是支持中国抗战的强大的苏联，因此蒋介石一直视中共及其武装为其与他争夺苏联外援的心腹大患。

蒋总裁担心共产党在抗战中做大做强后，会越过国民政府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更多的直接支持，从而使中国象苏联一样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红色政权，进而危急到他和国民党对全中国的统治。

有鉴于此，蒋总裁除了限制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人数和抗日活动范围外，他还一直安排第三战区顾总司令、韩总司令等亲信在背地里对在苏皖的新四军下黑手，有时还与日伪军达成某种默契，借用日伪军的手剿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根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划定，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八路军划归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管辖，只准许设立三个整编师和一个留守兵团；而南方的新四军划归第三战区顾祝同部管辖，限定新四军只能设立四个支队，并划定苏南、皖中、皖南部分地区为新四军的游击区域，八路军、新四军所部不得越界行动。

但是，事实上新四军和八路军是共产党建立和管理的人民武装，它在接受国民政府整编后，当然必须同时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并且国民政府为八路军、新四军单独划定游击区域、限定部队建制和人数，这本身就不符合抗日战场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毫无道理可言。

国民政府的这些做法明显是对共产党建立的军队的歧视，体现的是国民党顽固派限制共产党活动并妄图借抗战之机消灭共产党军队的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

中共中央早就看穿了国民党顽固派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活动的花招，因此党中央和毛主席电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八路军和新四军均不应被国民党顽固派所划定的区域限制，“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

1939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华中及江南工作的指示，在指示电令中指出：“在华中方面，以淮北苏皖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在淮河以南地区则在巩固原有武装及阵地外，绝不放松一切机会去求发展。在江南方面，要提高警惕性，以防局部的突然事变。要从皖南抽调一部分干部到江北发展和巩固津浦路南段地区；从江南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东南局的地方工作应着重皖、浙、赣三省边区。”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新四军不仅在皖中、皖南和苏南大力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而且为了迅速打开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的抗战局面，统一领导新四军各部的对日作战，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相继从皖南来到庐江县汤池镇江北第四支队驻地严家松园，组建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江北指挥部。

第四军江北指挥部下辖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由张云逸任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继而又在豫皖苏平原新建了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新四军也从起初的万把人，发展到了数万人。

新四军的在苏皖地区的这种迅猛的发展势头，既使这里的日伪军感到恐慌，也不被蒋介石制定的既定方针所容许。

作为蒋介石心腹的顾祝同和韩德勤不断受到蒋介石的训斥，因此在蒋介石的总策划下，由顾祝同和韩德勤安排，国民党的军队以新四军违规活动为名，与新四军在苏皖一带的大小摩擦一直不断，方绍舟和他领导的游击军便也在国共两党的这些纷争中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来。

作为地方开明人士和实力派人物，方绍舟本人非常同情共产党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艰难处境，他领导的游击军与共产党领导的定远、凤阳一带的新四军及游击队一直和平相处，与共产党协同抗日，一直是共产党的友军，他本人也在“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中尽力为共产党的军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方绍舟及其所部这种对待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态度，渐渐为国民党顽固派所不容。

到了1940年初，罗炳辉率领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反扫荡”、“反摩擦”斗争中在江北建立了淮南抗日根据地。这一根据地东起京杭大运河，西至淮南路、瓦埠湖，北抵淮河，南濒长江，津浦路纵贯其间，以津浦路为界，淮南抗日根据地分路西、路东两个部分。

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安徽省的定远、凤阳一带处于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位置，方绍舟统领的地方游击军成为了国共两党都竭力争取的一支重要力量。

方绍舟及其子弟兵与日伪军有不共戴天的灭门之仇，日伪军想彻底消灭他们；国民党顽固派想完全收编和接管他们，并借此在江北新四军刚刚建立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按下一颗钉子；共产党新四军当然也想争取方绍舟，以凭借方部这一支淮南友军进一步巩固我党新建立的淮南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