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侃：1486—1546，字尚谦，号中离。明代广东潮州府揭阳(今广东潮州市潮安县)人，明朝岭南一代大儒。薛侃于正德十二年(1517)中进士，后以侍养归，在江西赣州拜王阳明为师，传阳明心学于岭南，其所著《薛侃录》是阳明心学体系的主要构成之一。
《薛侃录》最触动我的是心学中的心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处境，都能够荣辱不惊。要读懂《薛侃录》，先要弄清薛侃的老师王阳明创立的心学是什么？林林总总，吐故纳新，顾盼含章，期有所得。
心学讲究的“知行合一，止于至善”便是让我们本着我们的初心做事“心上学”“事上练”，空讲理论没有实践没有行动自然是经不住考验的。
薛侃倡导每一个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要做自作主张的大英雄，这才能树立人自己的独立人格。薛侃倡导的良知，千万别以为它是理性的知识，或先验的东西。关键是要认清"良知是当下呈现。"
良知不是思维层面的东西，是生命情感的本真状态的突然爆发，是一种心灵直觉。而今人往往误会阳明“心即理”之说，以为要以良知来寻出一个什么“理”来，这又掉入了思维层次，而不自知。
忠于内心，忠，不是强加的道德规范，也不是基于等级秩序的无条件服从，而是一个人对自身职责的忠实履行，对内心道德法则的敬畏和遵守。
真正的忠真正的孝真正的道德真正的良心，都是由内而外，发乎内心的，不因外在的掌声而建立，也不因外在打击而消失。
内心意义世界，我们所接受的信息，都经过我们大脑意义世界的加工处理。不同的人看同一个事物，所得的观想会完全不同。加强自我思考主动构建自身意义世界。
心学是王阳明创立的，薛侃是王阳明的弟子，薛侃的人生追求，就是心学的目标。薛侃的老师王阳明从小便立志做圣贤，所以可以说心学就是圣贤之学，就是一门教人成为圣贤的学问。
王阳明当年在经历了当众廷杖的奇耻、下狱待死的恐惧；流放南蛮的绝望、瘟疫肆虐的危险；荒山野岭的孤寂、无人问津的落寞，直至悟道的狂喜、得道的平静后，王阳明不但求得了内心的安宁，而且逐渐通过“知行合一”拥有了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率文吏弱卒，荡平了江西数十年巨寇；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以几封书信，一场火攻，三十五天内平定了宁王之乱；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从根本上扫清了困扰明政府多年的广西部族匪患。
圣贤是什么样的人呢？圣贤要做什么事情呢？薛侃认为，圣贤就是尧、舜、周公、孔子、孟子那样的人。在儒学体系中，被孔子认可赞同的人都可以算作圣贤。圣贤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学》阐述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心的学说与研究是千古以来的核心议题。作为中国文化的三条重要之根，儒释道对中华民族国民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们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吸收，彼此促进，让中国文化呈现出了“三足鼎立”之气象。
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家学说各自所占据的话语权，所展现的形态，所起到的作用不同，但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促进，都注入了不可低估的力量。
儒家文化注重人格的修炼，注重积极入世，注重对社会的改造，故而历史上几次大的变革和动荡，儒家思想对于安抚人心，平定秩序，维持和谐，起到了重大作用。
而道家文化，相对儒家而言，注重“避世”，强调“无为”，注重个人的修养和升华。
佛家，在两者的基础上，在看破、放下的同时，追求终极的解脱和超越。
这三种传统文化无论其表象差异如何，根本宗旨都在于教人如何完善人格，实现真正的快乐和自由。且三种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即一切答案就在自己的生命本体中，跨越和超越，不在外界，不在彼岸，而在人心。故而，心性的修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核心和基本契合点。中华文化，虽然名相不同，体系不同，究其根本，都是在叩问自心，在自己的心中找一切的答案，寻觅生命的真谛。
儒学的心性论自先秦时期就出现了性之善恶的争辩。孟子认为人之性善，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杨朱认为人之性善恶相混。尤以孟子的心性学说为典型，孟子提出了“四心”之说，认为人天生具有的四心决定了人性本善，心性不二，强调“尽心知性”，仁、义、礼、智是人心中本有的东西，将其充分发挥出来即可。
在早期的儒学经典中，处处可见诚心正意的主张，非常重视人格完善。汉代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论”，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东汉荀悦也持类似观点。因汉代经学大兴，儒风发生变化，偏离了心性学说，直至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以及佛学渐兴，儒学的宗主地位更加不稳，仁义道德学说和心性学说处于失落状态。
唐代韩愈、李翱立足儒学本位立场，反对佛老，重兴心性之学。韩愈在《原道》中大声疾呼重振仁义伦理道德，为儒学道统正本清源，重视正心诚意，其在《原性》中排开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和杨朱性善恶混论，而是续上了董仲舒和荀悦，更加明确阐发了“性三品”学说，且肯定仁义礼智信道德是人与生俱来的，只是在三品人性中分配比例不同，上品之性是善性，下品之性是恶性不可改，中品可善可恶，可以导而上下。
宋明时期，儒学的心性学说有了新的体系——宋明理学。此时，儒释道三种哲学在长期的交锋与共存中，早已互相渗透，互相交融，宋明理学虽以儒学为正宗，其实已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佛学和道家的气息，尤其是受佛学心性论很大影响。朱熹虽然将心分为“道心”和“人心”，但还是说心只有一个，人欲和天理的比重决定了心是“人心”还是“道心”，至于心之体——性，则无不善，有善有不善的是心之用情。
从陆九渊“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以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振聋发聩之语，再到王阳明、薛侃的“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创立了心学，儒家的心性论终于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阳明、薛侃的心学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即是理”的本体论，并结合《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来批评朱熹的理学。
朱子认为“格物”有多层次的参究，而薛侃认为“格物”只是一事，即格除心中之物欲。这个过程是通过修身来实现的。因为朱熹是本体与认识分开讲的，而薛侃是统一讲的，所以朱熹是本体决定认识，所以有那种说法。而薛侃没有这种决定论的观念，他认为从身起修，格心中物，即至于圣，如此而已。但薛侃并没有完全摆脱朱熹的影响，他在诠释学上，继承了朱熹的稳健细密。甚至在主观上他就不想彻底摆脱朱熹。
王阳明、薛侃之后推崇心学的人，张居正、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伊藤博文、稻盛和夫等也是非圣贤即枭雄。
这些人是因为本来就具备圣贤天资呢，还是由普通人而修心、学习、磨炼成为圣贤的？
这些人有人天赋异禀，如张居正、梁启超，有人天资中等，如曾国藩、稻盛和夫，有人戾气深重，但是都砥砺修持而成就一番事业。
或许，也有很多人，学习心学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而没有建立惊天之功业。只是历史没有为他们留名罢了。
就我本人而言，自学习《薛侃录》以来，心性方面有提升。因此，想要深入研习心学，探究心学之精髓，以利于自己，亦利于宗亲大众。
至于成就功业，超凡入圣，非我等一心企盼而可以达到。希望我们可以不断改进自己，提升自己，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借用稻盛和夫的话就是：当有人问“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时，我毫不犹豫地、毫不夸耀地回答“是为了比出生时有一点点的进步，或者说是为了带着更美一点、更崇高一点的灵魂死去。”所谓今生，是一个为了提高身心修养而得到的期限，是为了修炼灵魂而得到的场所。
学习《薛侃录》，必须要回答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心说讲了什么？
这项工作，从薛侃的老师王阳明就已经开始做，所以有了《传习录》这本记录王阳明学说的著作。之后又有很多王学后人考订校正，现代也有很多学者做了精细的考据工作。
因此，在心说讲了什么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可以找到满意的答案。因此，我在研习的过程中采用了明隆庆六年初刻版作为研究文本。对于原文、注释和译文均采自该书。
第二，心学在现代语境下，应当如何解释，其概念、逻辑是指什么？
王阳明创立心学，以及向学生讲授答疑都是在明代中期的社会环境、文化习俗下对实际问题的解答。
现在的社会环境、文化习俗、道德法律等相对于明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在现代语境下，重新理解心学的概念和逻辑。
第三，我们如何学习心学？
研究《薛侃录》是为了学习心学，薛侃已经不能亲自教授我们，我们捧着500多年前的文本，如何自学？
因此，我们要研究王阳明和薛侃是如何创立心学的，他们的弟子们是如何学习心学的，他们的学习、修持方法是什么？
第四，我们如何应用《薛侃录》？
在我看来，《薛侃录》所传授的心学是一门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如何把心学应用于生活中，面对具体的问题，现代人应当如何应对？
心学的应用是我研究心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用好心学，提升自己。
研究心学要研究哪些内容？
《薛侃录》的起点是《大学》，因此《大学问》和《王阳明大学傍释》是要研究的文本。
王阳明和他的弟子的问答和书信收录在《传习录》中，因此《传习录》是要研究的重点。
王阳明创立心学、应用心学、讲授心学是解开心学应用问题的钥匙。因此，王阳明、薛侃的思想历程、人生历程也是需要研究的。
复杂的学术论述总是搞得人一头雾水，搞不清心学说到底是啥。其实，细细读来，学术的道理可以说是，既简单懂又极难做到，我理解就是人心是立身之本，他本来是纯洁的如一张纸，因为有了意念的变化，才有了善恶，对的东西是善，错的东西是恶，能够明辨善恶是致知（认知），扬善弃恶是格物（实践）。
一点说明：余研读之版本为《薛侃录（明隆庆六年初刻版）》，薛侃撰著。参考注疏之书籍有陈荣捷先生所著之《传习录详注集评》，邓艾民先生所著之《传习录注疏》。写作本文时参阅了《王阳明全集》、《张居正直解四书》、《四书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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