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就是那位崇拜并追随拿破仑，《红与黑》的作者，他的墓碑上,刻着他本人生前写的铭文:阿里哥·贝尔,米兰人,活过,爱过,写过。”
王小波墓志铭写着：活过，爱过；后来又加了一句：书都卖掉了！
我没读过《红与黑》，但我想王小波一定是读过的，他们俩的墓志铭如此雷同。司汤达生前文坛影响力低得让人心疼，作为最差销量记录的保持者——他的《论爱情》在11年里只卖出过7本。所以王小波才有更进一步的“书都卖掉了”的感慨吧。
我喜欢阅读和写作，也向往过落月屋梁、浮白载笔的生活。但确实没留下什么东西，码些杂七杂八的文字自以为也登不上什么大雅之堂。所以如果哪天挂掉了，最多也就是活过、爱过、写过了吧。
为什么以墓志铭开头呢？因为疫情。上半年疫情凶猛，我前段时间又跑去了封控区做志愿者，这期间是我第三次正视死亡的问题。
距第一次已经快20年的时间了，那次纯属意外。当时送一位朋友回家，骑着破单车，途中被一辆无证驾驶的面包车撞飞20多米，躺了两三个月才起来，开始以为伤得较重的头、右腿检查后反而并无大碍，但右手伤得极重，几处骨头露了出来，很白。我记得我清醒后追问医生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右手以后还能写字么？”医生只说要看看情况，我心里更加没底。后来在恢复期间，我练习了左手拿筷子吃饭，也能歪歪扭扭的写字，我才安定下来。再后来右手恢复得不错，留下了几处扎眼的疤，食指的筋在地上直接擦没了一段，医生说如果接上的话以后可能弯曲很困难，不接的话以后再也伸不直了，我考虑的仍是拿笔的问题，干脆不接了；两条腿一久坐就发麻，想来也是那时留下的病根。也因为这个选择，我后来再也不打篮球了，传过来的球每次戳在伤指上都是撕心裂肺的疼，疼过几次便放弃了，能写字就好。
我后来总觉自己跟战国时的张仪挺像的：张仪被楚相一顿暴揍后爬着回家，他老婆看他满身是伤，问他“你学习了这满腹谋略有什么用？看你今天被人打个半死，差点丢了性命。”张仪说了那句很对我脾性的话“视吾舌尚在否？”同样的无妄之灾，老张如果知道两千多年后的时空里，有人苏醒过来问医生的第一句便是“视吾手尚能写否”？会不会与我四目相对，大笑一番。
第二次是9年前在云南爬雪山时，那次纯粹是自虐去的。我算是特别喜欢自虐的人。在丽江一下火车，先抽了根烟测了下高原反应是个什么玩意，抽到一半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二三十分钟缓过劲来。后来去号称史诗级徒步路线雨崩时我算是很谨慎的，提前备了瓶氧气，但还没上车就被车站没收了。下车后脑子一热就爬上山了，山下是晴天，爬到梅里雪山中间海拔大约三千米左右时遇雨（该雪山是全世界唯一一座没人登顶过的雪山，我就是奔着它去的），再往上爬时体力明显跟不上了，快到4000米时遇暴雪，且严重缺氧，呼吸跟风箱一样剧烈，把备的东西能扔的都扔了，还是不行。好在偶遇一对儿大学生送了我一瓶氧气，否则很可能就下不来了。第一次虽以失败告终，好在活着下来了。第二次上去只带巧克力、红牛和氧气，一路冲到中日联合登山队大本营，海拔接近4000米，又往上走了一截，约么有四千五六，算着给养和体能还是下山了，挑战自己，不是作死。这个高度我对自己已经很满意了。
从那之后我对自己的极限有了全新的认识，后来的生活里遇到过诸多难事，我都一路挺了过来，很感谢那次经历，虽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在生死面前皆是小事。
第三次就是这次去封控区做防疫志愿者。
比起前两次的骤然，这次的过程是缓慢的，钝刀子割肉，更加让人沉沦。我有太多不去的借口，我甚至不敢告诉家人；我也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入党十七年，我是站在党旗面前宣过誓的。带队百人，责任之大不可与一人同日而语，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爱人、家人，人家都看我坦然处之，其实心里慌得很。以前虽也有几根星星白发，但这次回来朋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多了那么多白头发？”只有我自己知道，累得坐在马桶上睡着了是什么情况。
回头想想，如果有下次的话，我应该还是会去吧。人这一辈子就是面临一个又一个选择，把每个选择用时间串连成线，就是所谓的命运。
疫情之下，世事维艰。
有同事离职，有朋友还在寻觅机遇；前几天跟人聊天，我已在规划退休后的生活：种片菜园子，养些鸡鸭鹅，养一条狗，我们还为该不该养猫争论一番，想来蛮有趣。
在城里住了二十多年，骨子里仍觉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农家人。给老母亲打电话，说村子里要为每家每户安装厕所，还是马桶的，我第一个反对，当然玩笑的成分大于认真。
有些路既然是自己选择的，哭着爬着也走下去吧，实在累了就坐路边歇歇脚。在疫情初期我引《小窗幽记》发了一句朋友圈：
留七分正经以度生，
留三分痴呆以防死。
人生海海，有退缩有热爱，有胆怯有奔赴，不是很好么？
岳飞在《武穆遗书》中说“能叫一思进，莫教一思退。“电影《一代宗师》中化用成“宁在一思进,莫在一思停。”
活着，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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