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仁义继位
宋襄公处于齐桓、晋文之间，以一小国欲争霸诸侯。齐、晋乃大国，且当时有逐渐兴盛的楚国，争霸事业比登天还难。但襄公仍想逆天改命，那他依靠的是什么呢？
僖公八年（《春秋》纪年，以鲁国国君为准），宋桓公生病将逝，太子兹父（也作兹甫）请立仁义的长兄目夷（字子鱼）为下一代国君。奈何子鱼是庶出，并非嫡子。古代君王继承按礼来讲是“嫡长子继承制”，先嫡子、再长子，立贤一直被排挤，很多国君想立宠爱的儿子都很难成功。子鱼就推辞说：“他能以国家相让，是很大的仁义啊，我比不上她，并且我是庶出，名不正言不顺。”，于是第二年襄公继位，以庶兄目夷为相。这个故事和伯夷叔齐谦让王位是不是很相似，可见宋襄公应该从小受“仁义”教育的熏陶，而此时“仁义”也算是给了他回报。
宋襄公七年的时候，宋国陨星如雨，与雨偕下，六鷁退飞。简单地说就是宋国下了一场陨石雨，六只白鹭天上倒着飞。宋襄公以为是个吉兆，便问了当时正在宋国的周天子内史，内史说：“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宋襄公听到内史预言自己得到诸侯拥护却不能保持到最后，心中不悦。
宋襄公八年，转机出现了，齐桓公卒。桓公由于晚年宠信小人，国内混乱，死时诸子忙于争位没有葬齐桓公，以致于蛆虫都到处乱爬。齐国想立世子昭继位，奈何国中四公子联合起来反抗，世子昭求助于宋襄公，宋襄公带战车与四公子战，战胜，立世子昭而还，是为齐孝公。后来孝公厚葬了齐桓公，西晋永嘉年间，村民从齐桓公墓里盗出来珍宝无数，足见孝公之孝。宋襄公得意洋洋，以为自己天命所归，此次功绩也是仁义所致，因为齐桓公曾以公子昭嘱托于他，立为太子，我救助遗孤，算仁，完成桓公嘱托，算义。而且，此次，约会诸侯，共伐齐国，定子昭君位，何等功业，大约可以继桓公称霸诸侯了。其实，这次成功与仁义无关，主要是他的贤相子鱼使用了离间计。然而襄公却在称霸的幻想中越陷越深。
2.在称霸的幻想中行进
想要建立霸业，先得树立威信，约会诸侯。此次，拥立齐孝公算是名动诸侯了，襄公便借此机会约会了一些小国，算是柿子捡软的捏。当时的甑子来晚了两天，襄公暴怒，欲杀甑子来飨祭神灵，并且借此降服东夷，再借东夷之力使楚承认我的霸主地位。此时子鱼就劝到，“祭神你六畜不用，况且小事不用大牲，你还用的是人……百姓是神的主人，用人祭祀，谁来享用祭品呢？”襄公想用人祭，并不是一时兴起。因为他是商人之后。
宋国开国之君是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微子曾多次进谏，奈何纣王不听而离去。待武王伐纣成功而闻微子之贤，故封地于宋。商朝有个说法叫“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意思就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祭祀和打仗，而且商朝盛行人祭，商朝的暮里都有不少排列整齐的人骨，不过后期人祭逐渐减少。人祭可能是利用营造的恐怖气氛维护统治，也可能是战俘奴隶数量太多而不得不杀掉一部分，都有道理。襄公看到周天子被戎狄欺负，齐国又经历内乱，西周开国的姬姓和姜姓都衰落了，这是天命兴商啊，而我是商之后，当然要用商礼了。
曹国没有尽地主之谊款待宋襄公，并且曹国大臣背后议论襄公。所以这一年冬天，就围攻曹国，这个就更没必要了。子鱼都说了“周文王以德服人，围攻别人三旬不下即退兵，回家修德，而今君王恐怕德行还不足，又能把曹国怎么样呢？”果然，久攻不下，而此时，郑国惧楚强，率先朝楚，与鲁、齐、陈、蔡和楚成王会盟于齐境，襄公担心齐、楚有人称霸，宋不能与之争，又担心围曹受挫，贻笑于诸侯，那就更不利于称霸了。于是又与曹国和解。
可见当时小国也不服宋国，只是迫于宋国威胁才勉强配合的。
但襄公一心想建立霸业了，他苦思冥想，能否借齐、楚之力助我称霸呢？此时我拥立齐国有功，齐孝公自然是站在我这一边，楚国怎么办呢？想办法把楚成王约来就行。楚王也果然应约而来。其实子鱼这个时候给了忠告，“以小国争盟，是自取其祸，宋国大概是要亡了。”此次鹿上之盟，宋襄公完全以大哥的身份自居，因为楚国只是子爵，而我是公爵，按“公侯伯子男”的排序，地位在我之下。楚成王勉强歃盟，但早就想找机会教训你了。
襄公又约会诸侯于宋地盂，算是正式称霸。子鱼又劝谏到：“灾祸大概就在这次吧，君王称霸欲望太盛，诸侯是不能承受的。”果然此次，楚成王就伏兵抓了宋襄公，然后伐宋国想捞点好处。子鱼逃脱回国，宋人以其贤，拥立为君，并放出话去，“襄公已经不是国君，您爱杀不杀。”楚成王大怒，强攻几天，发现没啥好处。冬天，就找了一次会盟的机会，把宋襄公给放了。
宋襄公知道自己已不是国君，归国无望。恰好接到宋国来信，原来子鱼只是暂代为君。此次，宋襄公受奇耻大辱，一心想报仇。子鱼预言“祸害没完”。
果然，襄公十三年，宋襄公伐郑，你郑国不是朝楚吗？楚国打不赢，还不能教训一下小弟啊。子鱼说，“祸在此矣。”楚国也很聪明，伐宋以救郑，跟后来围魏救赵差不多，也说明那时战争并没那么复杂。
3.“蠢猪式”仁义
宋公将战，子鱼就劝，“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不可。”可惜宋襄公却始终认为天命在商，不然我以往的功绩都无法解释。也有可能是，宋襄公一心想称霸，不能接受后面的失败而陷入幻想。
十一月，著名的泓水之战爆发。楚人还没渡河，子鱼请战，公不听。楚人渡河还没摆好阵列，子鱼又请战，公说，“不可。”等待楚人摆好阵列，双方击鼓而战，宋军大败，襄公大腿受伤，侍卫全部战死。国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说：“君子不再次伤害受伤的士兵，不擒拿头发斑白的人。古代治军，不凭借险隘阻击敌人。我虽然是已经灭亡的商朝后代，也不攻击没摆好阵列的军队。”（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第二年，宋襄公就病死了。可惜，襄公一生想称霸，最后只落得可能是“五霸”之一的虚名。
我们无法得知为何宋襄公固守君子仁义，要等到楚军列阵方与之战。也许是襄公一心想称霸而不得，所以陷入了天命兴商的幻想，相信此次战争我只要坚守仁义便可战胜，这是战胜楚国的唯一希望，襄公不得不信。而今，幻想破灭，也只有抑郁而终了。
4.他真的蠢吗？
若以成败论英雄，襄公此战无疑是愚蠢至极，早在宋代，苏轼便坦言，宋襄公该为兵败负责，到近代更有名的评价是毛主席的，“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在苏轼之前，士人对宋襄公的仁义多是称赞，算是一种士人风骨和君子之风，因为时代缺乏仁义。
那么宋襄公是真仁义还是假仁义呢？
在我《春秋无义战（一）》里曾提到春秋战国战争的性质、形式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但战争过程中的很多仁义规则还是保留了下来。
春秋初期，各国相互攻伐，主要是取得霸主地位，一般不会灭掉一个国家。齐桓公称霸并没有和楚真正的发生战争，楚国伐陈也没灭掉陈国，楚本来把陈当做自己的一个地方，有人一劝，又把地还给了陈。各国之间还经常联姻，交换质子。联姻的感觉就像欧洲各国皇室之间一样，算来算去都是亲戚。而且当时能够当兵的都是国人或士大夫，能参战算是一种荣誉，基本没什么临阵脱逃的事，这也导致双方交战更多的是形式问题，两边约好时间地点，三军摆阵，然后击鼓而战，是不做什么欺诈之举的，战胜也不赶尽杀绝。这叫“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如果从这个时代背景来看，宋襄公也不算假仁义，反而算是遵循了贵族精神，类似于欧洲的骑士精神。只是越往后，特别是接近春秋末期，各国对于称霸没什么兴趣，反倒是对争夺领土更敢兴趣，所以便要灭掉其它国家。战争也就没那么讲究了，能战胜才是王道，所以孙子、吴起这类的军事家就发迹了，也才有“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的说法。战争过程中以击杀对方有生力量为核心，也才有了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万。
诚然，襄公可笑，他败了，而且是自己等来的失败，注定的失败。但其实，他是败于自己逆时代潮流的理想，他想借仁义来称霸，从继位到死，终其一生，矢志不渝。
想来，他是不是另一个唐吉坷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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