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本文根据父亲王子庶自述，儿子沙舟修编，记述了父亲从农家牧牛娃到共和国卫士和建设者的人生轨迹。读之如沐春风，耳目一新。在仓廪实、衣食足的今天，窥一斑而知礼节、知荣辱、知兴替。
1955年夏天我高小毕业，回乡务农，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我坚定了要继续祖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做好了在农业战线上大干一场的准备。
55年冬天组建了初级农业合作社。56年五月份的一天，乡政府捎来话，要我回乡政府一趟，当时我正和社员们一起锄麻子。对组织上的“命令”，我没敢懈怠半分，连家也没回撂下锄头就跑。
报到后，原来是让我去信用社当会计。幸运之神就这样光临了我这个穷小子。高兴得我一蹦三尺高。
在信用社工作了三个月，乡政府看下我还是一块有价值的材料，就被调到乡政府搞文书工作。这是我人生的起点。当时任何消息都没有，任何手续都没办，自己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稀里糊涂就参加了工作，当了乡干部。
后来我常想，和我一样念书的人有很多，为什么幸运之神就偏偏降临到我的头上？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因素。历史的原因是那个时代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小学毕业识了几个字就算文化人了，比现在的大学生还吃香，国家百废待兴，缺乏的就是人才。个人的因素主要是自己追求上进，不断努力的结果。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以我的文化，要承担乡政府的工作，特别是文书工作，显得力不从心。但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因此汉语字词典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遇到生僻的字，不会写的字，我就请教这位“大师”，寻音问节，一笔一划，照猫画虎。许多教科书上没有的生僻字我都居然铭记于心。后来上级号召领导干部要读《红楼梦》，我居然能通读几遍，现在我已八十岁，闲来无恙还在翻看《红楼梦》。
在信用社工作了三个月给我发了五块钱的工资，调到乡政府后，每月的工资定为15元。56年9月份，工资改革，乡政府由半脱产改为全脱产，我的工资被定为39级，工资额为30.5元。那时候人的思想同现在的人大不一样，现在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经济动物，一切都是“向钱看”，我们那时候对钱真的无所谓，都是讲思想比贡献，一个心眼儿只想着为人民服务。即使有个调级机会，也是你敬我让，从不争抢。记得57年调级，给乡政府了一个指标，经民主评议，认为我的贡献大，表现好，就给了我，但我坚决不要，对此乡长生了气，批评了我几句，不得不接受，工资增加了3块，涨到了33.5元。
乡文书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工作，当时我还兼任着团总支书记。“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是对基层工作很形象的比喻。乡政府事无巨细，会议又多，有时忙得焦头烂额。今天妇联、明天团委，上面所有的部门都得应酬，应接不暇。
那时候乡政府才四五个人，但大多数不识几个字，不会写，好多材料都堆积到了我一个人身上，我还真成了香饽饽。加上还有其他好多事务要处理，我的担子很重，确实累得够呛。记得有一次书记要到旗里开会，要带工作总结报告和很多报表。时间短，任务重，怎么办呢？我想了一个办法，把农业社的所有会计连夜通知回来，让他们填写报表，我写总结，两天两夜没睡觉，总算把材料赶出来了，没有误事，自感兴奋，很有成就感。
为什么文书工作这么忙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办公设备简陋，一支刻笔，一块钢板，一张蜡纸，一台油印机，这就是当时的办公设备。材料脱稿后还要经过这几道手续才能出来，这就占用了好多时间。再加上我个人对自己要求苛刻，写出来的东西回头一看觉得不行再修改，修改的多了自己也看不清了再重写。实际不是给领导打不了交代，而是自己给自己交代不了，纯粹自我折磨。
文书工作虽然苦一些，但确实是一个锻炼人的岗位，接触的事多，看得多，写得多，自我提高的就比较快。但也有副作用，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睡眠不好，同我所从事的工作是有很大关系的，也可以说是职业病。
上述我只写了文书工作的一个侧面。乡政府的工作是包罗万象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有些做法是不妥的。比如1956年农业合作化，创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虽然提倡“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哪有“自由”？
我父亲一贯思想“落后”，工作队三番五次做工作就是做不通。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乡里一声令下，不想入也得入，不入便被打入“另册”，谁敢不入？因此我父亲靠辛勤劳作发展起来的一群牛被“合作化”掉了，人们生产积极性开始受到严重挫伤。1958年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展开，人民公社应运而生！1958年秋，乡党委一声令下，就将一个乡以内的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公社，与乡政府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称为“政社合一”体制。
人民公社既是大跃进的产物，也是大跃进错误行为的“帮凶”——铸就了大跃进的错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歌声把千百万农民催上“共产主义”大道。通过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大办公共食堂；有些地方把房子拆掉充当燃料“大炼钢铁”，私人的铁锅、铁锤等铁器被搜去顶了钢铁上交任务。还比如车辆轴承化、耕地深翻等等，都是一些劳民伤财的事。
人民公社虽然办起来了，但农民出工不出力，种地打不下粮食影响到了官员们的政绩，于是浮夸风盛行，而且越刮越大。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实际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出现了矛盾，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搞合作化、人民公社，国家的发展可能要快一些，人民生活可能要好一些。
58年，扎萨克旗和郡王旗合并为伊金霍洛旗，上动下行，随之，公尼召、红庆河、通格朗三个乡合并为一个人民公社，即红庆河人民公社，这样工作人员就多起来了。59年5月份我被调到了红海子人民公社，同样任文书。在该社工作了近两年时间，我入了党，解决了政治生命问题，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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