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本文根据父亲王子庶自述，儿子沙舟修编，记述了父亲从农家牧牛娃到共和国卫士和建设者的人生轨迹。读之如沐春风，耳目一新。在仓廪实、衣食足的今天，窥一斑而知礼节、知荣辱、知兴替。
父亲与儿子
时间飞逝，很快到了1979年的春天，我已四十二岁，面临人生的又一次抉择。
一天，军分区我的老政委义德仁为我的转业问题，专门来达旗找我谈话，他说：“你已到了转业的年龄，如果愿意继续留在部队，也就最多一年。”他给我讲明政策，并征求我的意见。
说实话，我是确实不想离开部队的，我的大半生都献给了人民武装事业，对这份工作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但是，部队有规定，一个军人最大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只好表态：“既然到站，那就听从组织安排吧。”
转业后何去何从？我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这次幸运之神对我这个穷小子没管没顾。大方向，我同意在达拉特旗就地安置，经组织联系拟任旗统计局局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反对。我想去的几个地方，组织上又不同意。
这时，我想起了当时任旗物资局局长的苏继成同志，他原任伊旗组织部长多年，又是老乡，同他商量拿个主意。商量的结果是决定到手工业管理局。
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我们想的是，手工业管理局下面有好多企业，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没想到的是，我的意见提出来后，旗委政府当场表态同意，但有个条件，只能保留正职待遇，做副职工作。我想了一下，我是军人，表态听从组织安排。当时政府各个部门都超编，官多位少，我同意做副局长工作。
手工业管理局，后改为二轻工业管理局，下属十七个集体企业，到职后发现没有一个盈利单位，确实是个烂摊子。
了解了一段情况后，玛钢厂提出了转产玻璃的意见，我觉得这个项目还可行，经局领导商议后，我带领了三名同志，分别到山东的德州、乌海市和银川的几个玻璃厂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原材料和销路都没问题，新上这个项目大概需要资金八十万左右。
钱，成了这个项目上与不上的症结。几经周折，政府没钱，银行不贷，这个项目因之搁浅。之后还做了一些其他项目的考察，都没有成功。
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国家用计划来解决企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产品的数量、品种、价格、消费和投资的比例、投资方向、就业及工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等等均由各级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来决定。
加之，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
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多数企业严重亏损，甚至资不抵债。
那么大的一个二轻系统竟然没有一家企业盈利。我们辛辛苦苦考察了多少项目，政府就连几十万元的投资都无法解决。我作为局长的助手很多想法得不到认可，很多建议无法实施，感到很困惑、也很无奈。
时间到了1989年，我转业到二轻局整整十年。人说十年磨一剑，可我们那么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连一根针都没磨出来。在当时的体制下，你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也很难实施，紧箍咒在别人的手里！
在我困惑、无奈的当口，恰逢旗里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鼓励干部可留职带薪，下海搞开发性生产，我想也许换个环境，我能磨一根针！我积极予以响应，经组织批准，又经过公证签了三年的合同，同年的5月1日离开了二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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