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谟:谈治学的方法

作者: 浮黎子 | 来源:发表于2019-04-05 22:52 被阅读2次

所谓治学,就是从事于研究学问。研究学问应当采取什么步骤,利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精的地步,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治学的方法,前人讲过很多,各有所见。现在,我根据个人治学的一点粗浅的体会,结合目前的情况,陈述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对学术有所建树,做出成绩来,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青年同志不必自卑。可是要脚踏实地,更要虚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地、一步一步地去做。荀子讲:“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就是说,积蓄得深,才能有成就;见识窄狭,读书不专,基础薄弱,积蓄不厚,华而不实,那就不能多有贡献。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第一个问题,治学要有根基

比如研究古代的历史、语言、文化各有些专门的书籍要读,但是无论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都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作根基。根基不好,就处处感觉困难,所谓资之深,才能左右逢源。现在一般讲“基础”,我说“根基”,就是要有根底,要有基本知识。基本知识,包括一般的基本知识和专科的基本知识。

从一般的基本知识来说,我认为有古汉语知识、书籍知识、历史知识三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以下分别来谈谈。

一、古汉语知识。要利用古代书本知识,通晓古汉语是非常必要的。读古书,就不能不知道古字、古音、古义、古代语句结构,以及古人用词表达语义的方法。这是基础知识。中文系的同学必须具备文字学、音韵学的基本知识。历史系的同学要研究先秦史,当然也需要具备这些知识。尽管有的大学分语言、文学两个专业,而文学专业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就谈不到真正理解古典文学作品。如果是学习历史的,不能读一般的古书,只能依靠一些《史记》、《汉书》的翻译节选本,那是绝对不行的。你必须自己能理解原文。怎样掌握古代汉语,我认为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要读文,要多读、熟读、反复读。古人的文句,脱离不了它的语法结构,尽管用了些古代词汇,可是在语法结构上,跟现代汉语一致的多,不一致的少。古人行文精赅,讲究篇章组织,要求文句生动、简练明了。如不反复读,你就不了解它的词义的配合,上下句的联贯,语气的转折。反复读,才能逐渐领会它的意义。即使学了一点文字、音韵知识,不熟读原文也还是隔了一层。感性知识丰富了,才能提高到理性知识。前人讲究背文,现在我们不提倡背诵,要求熟读,熟读可以成诵。古代一些大文学家,对一些名著都反复念,念得非常熟。至今还有学者能背《汉书》,这很受用。第二,读的当中要比较古今异同,跟现在相同的地方可以不必管,要注意和现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就把要了解的面缩小了。凡是不同的地方,比如词汇、语法、词义等各方面,都要跟现代汉语比较。(比较的方法非常重要,下面还要提到。)

其次谈谈书籍知识。我们要初步了解历史上存留下来的书籍,有哪些内容,这是比较浅近的。前代就有所谓目录之学,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一门传统学问。我们的古本书多得很,所以,自古就有书的目录。最早是汉代刘歆的《七略》。他的父亲刘向曾校订官府收藏的古书竹简,刘歆继承父业校书,编了一个目录,就是《七略》。《七略》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前面有一个总述“辑略”。这部书现在没有了。但很多内容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汉书•艺文志》继承刘歆《七略》的目录,又增加了一些他看到而刘歆没有注意到的书。每种书都登载了书的时代、作者、篇数。到南北朝时,也有人编写了很多公家或私家的藏书目录。唐人修的《隋书•经籍志》(历代正史里大都有书籍的目录,或叫“艺文志”,或叫“经籍志”),修的特别好,首次使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它不仅纪录了当时能见到的书,还把一些当时虽不存但前人目录书有记载的书,也记下了书名、作者、卷数。这是很有用处的。到清乾隆年间,就有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保存中国历史文献起了很大作用。最初,馆阁大臣为乾隆翻阅书籍的方便,在每部书前加一个浮签,上面写了这本书的作者、内容等简短的提要,到后来编辑整个目录时把它登载进去,而且搞得更加详细,这就叫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籍有提要,始于宋代。宋代有两个大藏书家,一是南北宋之间的晁公武,有《郡斋读书志》,一是宋理宗时的陈振孙,有《直斋书目解题》。他们都是把自己的藏书编成目录,而且写出内容提要,或称题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每种书都介绍卷数、内容、作者的简历和后人对此书的评价。这些评价虽不一定对,但可以使读者初步了解书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是以“经、史、子、集”为大类,每一类中又有许多小类。这样,目录书由只记书名、作者、篇数、卷数,发展到书的内容、作者、篇数、卷数,发展到对书的内容、作者都有说明,这是目录书的逐渐加细。这部书比较大,我们可以翻阅简单一些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它除了一些只有“存目”的东西不登外,其他部分均有简明的提要,篇幅小,好翻阅。求其次,可以翻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它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编的,少有变动。它很有程序,重要的书顶格写,记出卷数、作者,并且指出版本,注明善本(善本指错字少、卷数足的本子),但没有解题;某一书跟它类似,而是次要的,就低一格来写;几种书性质相近,就在书名后打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很重要,表明这几种书同一类别。后来,只有贵阳书院的刻本保留着这个符号,别的刻本都丢了。近人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就是根据这个版本,并作了增补。这些目录书,大家可以选看。至于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则可帮助我们了解书籍流传的历史、佚失的时代。《明史•艺文志》最为简略,它只登本朝人写的书。如果我们不做专门考察,只是一般了解书籍的分类,应当看哪些书,到哪儿去找材料,目录书给我们的这点知识是很容易吸取的。

另外,有些工具书,也是做学问要经常应用的。如讲历史,现代有些历史年表,很方便。比较全一些的如翦伯赞等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既有中国历史的记事,又记载了同一年内别国的重要事情。这是按日本人的方法做的。你研究某一时代的历史,也有些前人作的年表,如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

还有字书、辞书,也是我们要经常翻翻的。比如有一个佛教名词不懂,就可以查《佛教大辞典》。对一个典故不懂,不知出处,可以查《佩文韵府》。它是按要找的那个词的下一个字依韵排列的,找到下一个字,就可查到你要找的词。相似的还有《骈字类编》。诗词里有的特殊词汇不懂,可以看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现在还有人做了一些索引,如你要研究杜甫的诗,不知杜甫的这句诗出在哪一篇,有《杜诗引得》;要查晋朝一个人的事迹,有《晋书索引》。日本学者也编有许多古书索引。

此外,还有类书,类似现在的《百科全书》。常用的类书如《太平御览》,它对校订古书就很有用,其中引了许多古书跟现在的本子不一样。因为它根据的是写本,时代早,文字上有很多地方胜于现在的传本。另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专书,你要查某一类事时,可以到里面去找。作者收集了很多材料,排比在一起,加以叙述,很方便。比如你想知道一些典章制度、经济、军事等问题,可以看“三通”:即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想看古代小说,有宋人编的《太平广记》五百卷,唐代的传奇小说也都在里面了。要了解古代建筑,有宋人李诫《营造法式》。有关农业的,可看元王祯的《农书》;有关碑刻的,有清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文字补正》;有关植物的有清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还有如《全唐诗》、《宋诗钞》等诗歌的总集。这些综合性的书很重要。

至于如何掌握历史知识就不用再多说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都应抽时间读两本,这也是为学的根基。有了这些根基,你才能从事各方面的研究。

第二个问题,为学要有次第

或者学文学,或者学语言、历史,都要有一个先后次第。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他。如从事语言研究,语音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这里,要格外提出的是:第一,如果向专门方向发展,先要认真把一两部书读好。不读书是当今通病。束之高阁,不念,或者只念两篇、三段,那有什么用处?《诗经》只念《伐檀》、《七月》、《硕鼠》,那离懂《诗经》还差得远呢。要研究文学,就得先读《诗经》,然后读《楚辞》,读魏晋南北朝的五言诗。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步就要把《诗经》全读了。认真念好这部书,受用无穷。一直到清人,还在用《诗经》呢!它是最早的一个诗歌总集,后代都受它的语言词汇各方面的影响。所以,应该把一、两本书读好。研究《楚辞》,只念一两篇如《哀郢》、《东皇太一》、《湘夫人》,那不行,你得先把《离骚》念好。不读书,空谈,学术大门就没法进去。

第二点,研究文学,仅读选本不行。选本的用处是帮助了解历代文体的发展,不同作家作品的风格,但是研究某一作家,还要读他的全部作品。如研究杜诗,就有仇兆鳌《杜诗详注》;研究李白,有王琦《李太白全集》;王维的有赵殿成《王右丞集注》。应该先读选本,了解概貌,然后进一步读全集,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上讲的就是为学要有次第。

第三个问题,为学要靠平日积累

读书必须手勤眼到,随看随摘记。平日的功夫非常重要。专门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要把有关材料随手记下来,即使是不属你研究的学科,你觉得有兴趣,或许以后用得上,也要记下来。凡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都注意平日的积累。如果手懒,凭记忆,那是不行的。随手札记,可以广泛记录,然后再集中起来,根据不同的目的分类存放。逐步做到以时代先后为序,做上记号,给以时代标志,最后整理起来就容易多了。书名、卷次、页数一定要同时记下来,以后用时可以核对原文。现在的杂志上的文章也要记。同时,要多作读书笔记。可以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作一个提要。通过这种练习,对帮助我们逐渐领会全书的内容,大有好处。还要练习写作。现在许多人写出东西来文字不通,就是因为平时缺乏练习,练习写作,不必要老师出题目,自己经常作读书笔记,或长或短。古人有很多著名的书,都是由笔记札记而来的。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平日念书积累材料,最后用一个题目综合起来,加以说明评论。或是把历史渊源、演变沿革写出来,也很有用处。如宋代王应麟的《困学记闻》,就是很好的笔记,这些书可以看看。日本有一位有名的汉学家带研究生,让学生第一部书念《日知录》,因为《日知录》内容非常广泛,历史、文学、典章制度各方面都有,足见他是很有眼力的。我希望同志们也能在笔底下天天有“日知录”。我认为教师要指导同学有目的地去看书,同时教他们做札记,博览有关材料,慢慢积累起来。心中有了些问题,或者发现了哪方面有价值的资料,就可以写一篇短文以至一篇论文。

第四个问题,注意从搜集材料入手, 然后进一步参互比证

研究某一问题,有时有好多同类材料。同一事实,不同的书可能有不同的记载。比如研究历史,可先看正史,次看别史。关于制度,可看《三通》。《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它是根据很多历史材料综合编写而成的。有的录原文,有的加以简化,有的加以考证。假如一个年代,正史写的二年,《资治通鉴》写的三年,这就要参看其他有关的材料如笔记、杂书、金石文字之类互相比证。

正史里记载某人事迹往往很简略,某人文集里写到某人的传记,或者有给他写的墓志铭,记了这个人的生年卒年和一生经历官职,因为是当代人写的,往往比较正确真实。当然也有些不可信的“谀墓文字”。(本来这个人恶行多端,他的儿子请别人作墓志铭,别人就不好把他骂一顿,只好说他有什么功绩、德政。这就是“谀墓”。)但一般历史事实、年代、往往不错。另外,某人事迹还可能记在方志里,如县志、府志、省志,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材料。

方志的材料很丰富,不仅记载当地的山川地理、风习人物和物产,而且还有关于语言的材料。有些方志对当地特有的词汇、说法,都有记录。有的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如广东《肇庆府志》就非常好,记载当地方言非常细致,而且有注。当然,利用它还要和现在活的口语相印证,音义才能搞准。

又如,古代讲山川地理的书很多,如《太平寰宇记》,把宋代的地理山川,分地方区域记载,这是考查地理的重要材料。有些问题牵涉到历史地理,现在还没有一份翔实、完整的历史地图。使用过去一些历史地图时,还须考证核实,把它和今人画的地图相比证,你才能了解山的走向,水的流向;原来是哪里,现在是哪里;古代什么战场,应在现在什么地方。由此看来,研究任何问题,都须搜集很多材料对比一下,要经过考证,经过一番思考,根据各种材料来断定。

清人提倡考证,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比如,《尚书》里的一些词,可同金文相印证。王国维有《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些常用的成语,从《诗》。《书》的比较中确定它的意义,就能解释很多前人没有讲通的词语。清代王引之有《经义述闻》,是解释经书文辞的意义的;他还有《经传释词》,是专门解释虚词的。如“终”字见于《诗经》,有“终风且暴”(《邶风•终风》)、“终温且惠”(《邶风•燕燕》),古人讲不出来什么意思;他加以比证,把有“终”字的句子列在一块,然后才看出“终”字当“既”字讲。近人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把诗词曲中一些特殊的词比列在一起,唐诗、宋词、元曲中凡是用这个词的都列在一起,从上下文意观察这个词的意义。一个、两个、三个例句都讲通了,然后确定这个词应当怎么讲。或者这几个例子是这个意思,另外几个例子是另一个意思,就确定这个词有两方面(或多方面)的意义。这是一种比证。总之,研究问题,离不开比较。

比较是知识提高一步的必然方法,是引导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最好办法。有些问题你根本不知道,看不到,比如前面说的“三年”还是“二年”的问题。你只有经过比较才能发现异同,然后加以考证,才能有所发现。比如研究《诗经》,有的汉学家认为“毛传”、“郑笺”最好,要根据它来讲明《诗经》的意思。清人陈奂,用三十年作了一部《诗毛氏传疏》,用力很勤,也很有成绩,但他拘守“毛传”,不敢以“郑笺”破“毛传”。同时,还有齐、鲁、韩三家诗,他也不管。这样拘守“毛传”讲《诗经》,有些地方怎么兜圈子也讲不通。另一个有名的学者马瑞辰写的《毛诗传笺通释》,不仅解释“毛传”的意思,同时把“郑笺”同“毛传”相比证,不拘守“毛传”,破了这个家法。更高明的是,他还参照了“三家诗”的文字。“毛传”的这个字,用通常的意义讲不顺,“三家诗”可能是另外一个字,两个字声音有关,用那个字就讲通了。因为古人学习,最早是口耳相传,到汉时才有人记下底本。“三家诗”的说法和文字,跟“毛传”不完全一样。马瑞辰既能通释“毛传”、“郑笺”,又能利用“三家诗”来说诗意,这就比陈奂高明得多。从这里,我们可以体悟到:治学要善于参照各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证,经过考释,而后作出决断,那才是真正有所得,我们要注意这类书的考释方法。

第五个问题,讲讲治学态度

治学态度似乎与方法无关,其实不然。态度不正确,就影响学问不得前进,所以也需要附带谈一谈。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态度要认真,不可粗鲁。即使是一个概念,一个名词,也要弄清楚,使字字落在实处。

二、重观察,重实证,不能凭空悬想,满足于一知半解。

三、重分析,要实事求是。人云亦云不好,要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

四、重精审,要切磋,不墨守成规,不蔽于自见。不要自以为是,拘守一家之说,不肯接受新的学说见解,把别人的是处拒之于千里之外。清代学者非常注重切磋,朋友往还,互相研讨,很重视学术的科学真实性。每个人都有长处,要善于吸取,不能“文人相轻”。

五、重条理,避免驳杂。写出东西,不要急于发表,可以放一段时间来修改。多了的就删掉。有人写文章很长,说来说去,其实,就那么一点意思,要言不烦,岂不更好?不肯割爱,必然拖泥带水。唯其能割爱,少而精,人家才爱看,才能从中得到教益。因此,希望大家多写短文,不要写不必要的长文。

以上五个问题,内容很平浅,只是个人的一点体会,仅供参考。

(本文原刊《文史知识》198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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