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0到614（2）
古城中学的作息安排是异常紧张的，高中阶段周末只放周六晚上和周日下午。加起来还不到一整天。大家当然也就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假期。
那时还不像现在的小班教学。由于整个古城市加上邻近市县的学生都慕古城中学的国家级重点中学之名而来，学生太多，教室有限，师资力量尤为缺乏。我们的教室里刚好是九行九列，左中右分别是三张课桌并排，中间留了窄溜溜的一条过道。八十一张课桌塞满了整个教室，一度还在讲台左右加了两个课桌，同学们戏称坐在那两个位置的是哼哈二将、老师的左右护法。
正因为班上人太多，老师们根本顾不过来。三年下来，除了班主任能叫出所有人的名字，任课老师上课则来，下课即走，班上成绩好的学生的名字还勉强叫得出来，像我这种处于中等偏下段位的，即便名字再通俗易记亦必然未在其脑中占一席之地。加上高中老师也不像我的初中老师那么喜欢暴力执法，迟到早退缺席也就随便问问，有的老师连问都懒得问。一些同学迅速抓住漏洞，学校不放假，我们可以给自己放个小假，逃课也就成为家常便饭。
由于我是比较内向胆小的人，高一上学期我还不敢加入逃课队伍。随着与常燕、涂乾、荷伟、陈旭等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同学越混越熟，我也不自觉地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
涂乾这个家伙，别看个子不高，身型削瘦，颧骨高高凸起。可脑子特灵光，捣蛋调皮且有一副臭脾气，不管谁惹到他都会被大骂一顿。虽然讲起话来有点口吃，但丝毫未影响其骂人的节奏。他经常“调戏”班上的女同学，就连个性强硬、颇有几分爷们气质的女学习委员都不放过，足见其胆大妄为。我一度厌极其所作所为，把他划入交友黑名单。
与他有交集就是从逃课开始的，更深入的交流就全在“炸金花”和麻将桌上了。
第二次高考败北后，我爸曾高度怀疑我是不是智商太不够用，才导致屡战屡败。可是，他哪知道，我在8岁那年的春节，大我7岁的表哥来家里拜年，村里没啥好玩的就叫我陪他玩扑克牌，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便教会我“炸金花”，什么炸弹吃同花顺，同化顺吃龙虎金，金花吃顺子，顺子吃对子，对子吃点子，完全一点便通，一学便会。
九十年代的农村除了打牌是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貌似现在也一样），每逢过年一个村子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围坐着在一起“炸金花”，我在97年一个春节下来竟然赢了100多元，那可是我妈发的压岁钱的10倍。
“炸金花”仅有三张牌，变数不多，终究学来简单。但是还有一种叫长牌（也叫川牌）的就没那么简单了，很多人学会了各种牌的玩法，但终未学会长牌，可是我却轻而易举的在12岁那年看爷爷他们日常玩玩，无师自通，自然学会了长牌秘诀。在11岁那年看着妈妈和邻居嬢嬢们打麻将便学会了麻将技术，有时还要抢着上桌替妈妈打两把，老觉得她太笨，打得没自己好。也就是说，在15岁前，我几乎自然而然学会了所有当时盛行的棋牌的玩法，比如说王七五三二、跑得快、拱猪、升级、双扣、过胡等等。所以，我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智商是咋了，或许是间歇性或者说选择性欠佳！
“110”的室友常燕、高松也喜欢玩“炸金花”，对面宿舍的涂乾、陈旭除了喜欢玩“炸金花”，还喜欢打麻将。几个臭味相投的小赌鬼便利用周末短暂的放假时间在宿舍炸上了。参与人数最多时竟有十一二人之多。金花可以在宿舍玩，麻将却不行，我们便时常互邀到校外的麻将馆酣战一场，虽然打得小，输赢也不大，却乐在其中。这也耗费了太多原本应该用于学习的时间和精力。
有时，我们还会将打麻将和看片相结合。那是2001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我和常燕、涂乾等人晚上搓麻将到深夜一点，宿舍大门在十一点半就已经上锁，回是回不去了。常燕赢了不少，麻友都要求他请客，在一个小夜摊偶遇同样夜不归宿在外晃荡的荷伟等人。
几人吃过宵夜，荷伟提议反正回不去了，就去“奥斯卡”窝一晚吧，大伙一拍即合，纷纷杀向“奥斯卡”。一段时间没来，录像厅生意还是那样火爆，我们几人便寻了后排的空位。在一阵阵嗯嗯啊啊“呀麦迪”的娇喘声中我倒在沙发进入了梦乡。
正做着美梦，常燕叫醒了我：“天麻麻亮了，录像厅打烊了，该早点回学校了。”我揉着惺忪睡眼同他们一道出门下楼。只见前面有一群熟悉的背影，像是我们三班的，但是从那些背影来看，分明是班上学习成绩很好的几人，都是老师手心的香馍馍，模范学生呢，怎么也会来这种地方？
同伴互施一个默契的眼神，悄悄加快了脚步。他们好像觉察到什么，也或许早就发现了我们，也加快了脚步。随着他们步伐加快，我们也进一步提速。只见在古城朦胧的街道上一群白衣少年快步追逐着另一群白衣少年。可恨的是我们几人出门都趿着拖鞋，根本走不快，但还是全速追击，只见前面一人拖鞋都跑掉了，他迅速抓起拖鞋，光脚跟随那群人朝学校跑去。最终，我们也没追上。
后来通过调查，查清是我们班哪些人。一干人等全是老师心目中的得意门生、天之骄子！平日里与我们泾渭分明，甚少交往。
这次清晨追逐趣事也成为毕业后每逢同学聚会都必拿出来侃一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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