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以“靖难”夺取帝位，这是有违朱元璋遗诏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合法的，因此成祖登基之初，他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是极度负面的，特别是诛杀方孝孺，更使他失去了士林的支持，残暴、弑杀、凶狠深深地印在读书人的脑海里，而建文帝的形象则是儒雅、宽仁，因此世人怜建文而惧永乐，这对于他的统治极为不利，因此，他急于改变他在世人眼中的负面形象，除了尽快在国内做出业绩，成祖决定采取主动的外交行为，在更为广阔的地方展现大明王朝的文明和富庶，同时更是为了树立永乐皇帝的光辉形象，于是便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这件事当时引起了朝野诸多议论，很多大臣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但成祖始终是顶着朝廷的压力，力排众议，强力支持的，当然，这也有一些政治原因，比如后人所猜测的，追寻建文帝的踪迹，打击张士诚在海上的势力，包抄帖木儿帝国等，这些都有可能，但不是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正是在成祖的大力支持下，郑和前六次下西洋才能得以实现，比如成祖的儿子仁宗就不支持下西洋之举，好在仁宗在位只有一年，而仁宗的儿子宣宗又是支持下西洋的，方才有了宣德八年的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之后的二十八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从太仓的刘家港起锚（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率领两百多艘海船、两万七千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三十多个包括印度 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加深了明朝和南洋诸国（今东南亚）、西亚、南亚等的联系。
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到达南端的好望角，也就是说抵达了大西洋，涉及三大洋，为此前的中国航海史上所没有，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他的航行比迪亚士早五十七年远赴非洲，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八十七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九十二年，比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早一百一十四年。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客观上传播了中华文明，加强了大明王朝与亚非欧三十多个国家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探索出亚非新航线，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远远大于经济利益，这种开放之举对于大明王朝的发展是极好的，然而，郑和死后，再也没有了下西洋之举，这是为什么呢？
不少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国家财政拮据，不可否认，下西洋之举耗资巨大，一艘宝船耗银五千余两，宣宗以后，大明王朝确实没有了成祖时期的辉煌，但仅以财政不支为由是说不过去的，成祖时期，多次对外作战，北征蒙古，南讨交趾，还完成了都城北迁之举，在这种情况下财力尚能支持六下西洋，还有一种说法是截然相反的观点，郑和下西洋并未造成国家财政空虚，郑和通过与各国的贸易，赚回了不少利益，也买回了许多稀奇的物品，一时间使得明朝的市场活跃起来，促进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成立，但足以说明，以国家财政拮据为由不行下西洋之举是说不过去的，那么，为什么后继之君就不能将下西洋之举延续下去呢？
笔者认为，朝廷“不差钱”，而是闭关自守的思想自宣宗之后占了上风，明人顾起元的笔记《客座赘语》中就曾记载“刘大夏私焚郑和资料”之事，明人严从简的笔记《殊域周咨录》也曾记载，宪宗成化年间，有人曾谏言宪宗效仿成祖之举，重新下西洋，而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无法找到，原来是被时任车驾郎中的刘大夏藏匿了起来，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之。”没有了海图资料，重下西洋只得作罢。
尽管在正史中没有查到“刘大夏焚毁郑和资料”确有此事，也不必去论定刘大夏对郑和的航海资料到底是焚毁还是藏匿，刘大夏对下西洋之举是不支持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刘大夏是明朝中期的著名大臣，先后辅佐英、宪、孝、武四代君王，作为这样德高望重的四朝老臣都是这样的态度，足以说明当时的朝野对下西洋之举是不持支持态度的，甚至是极为反对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领导外出航海的人才，郑和是回族人，出生在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家庭里，祖父和父亲都曾经跋涉千里，朝觐麦加，因而被当地百姓尊称为“哈只”，即“巡礼人”或朝圣者之意，有着周游诸国的经历，这种经历也为郑和七下西洋提供了便利，而明朝对于文化的控制相当严厉，开科取士考的是八股文章，读书人整天钻研四书五经，根本不理睬社会的众生百态，对于诸如航海、气象、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更是无丝毫了解，尽管做明末有过西学东渐，但是相当有限，郑和之后，诸如郑和一般的航海人才几乎没有（郑和之后曾有他的搭档王景弘的第八次下西洋，王之后，就没有比较全面的航海人才了），国家对自然科学更是毫不重视，因此，就算有时机出海，没有能够领导的人，也只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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