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次乘车经历
顾 冰
1990年年初五，在徐州和岳父母过完春节，和爱人带着女儿回常州。
徐州往上海方向的火车，大多是过路车，没有座位，为了有座位，找了干休所王师长在铁路工作的儿子，买了连云港到上海的慢车，尽管近千里地，要开十多个小时，但有座位，也就不怕了。
检票的时间到了，进站口门关得死死的。从窗户往站台上看，我们要乘的车就停在站台上。
顿时，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人们往检票口涌动。瞬间，我们头顶行李包，双脚腾空，不由自主地随着人流被冲到了检票口。
玻璃窗早被人砸破，我们翻过窗户，进入站内，到火车停靠的站台，要经过天桥，我正往上爬着，后面的人猛地压来，我站立不住，身体向前扑去，小腿面磕在台阶上，我顾不得察看腿伤，爬起来不顾一切地向前奔。
来到站台上，火车车门锁着，车上已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找到那节车厢，但车窗都紧闭着，这可怎么上去呢？这时，我真想变成一只蚊子，找个缝钻进去。
我敲了几个窗子，满脸堆笑，说了许多好话，可就是没人理睬。忽然，我看见一个车窗打开了，车上一人呼喊站台售货车服务员，要买矿泉水。我急忙跑过去，从包里取出水壶递给她，“小妹子，喝我的吧！”接着，我把女儿、爱人逐个从背后抱起，从窗户里塞了进去。
发车的铃声响了，但我突然感到双腿发麻，支撑不住，行将摔倒。这时，不知是谁，从身后将我托起，爱人同时拽住我胳膊往上拉，经过艰难的僵持，最终拖了进去。
车开动了，从人缝中一寸一寸挤着找到座位，但三个位置的座位，坐着四个人，二对男女青年，二排座位之间，也站满了人。我拿出车票，请他们让位，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你座位票多出钱了吗？”‘没有。”‘既然没多出钱，为什么你能坐，我不能坐？’我很是气愤，本想说道说道，又一想，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说不清，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决计自认倒霉，不跟他理论，而且庆幸，谢天谢地，能上得车来，就算万幸了。
站在我身边有一对中年夫妇，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在常州一中学当教师，到徐州女儿家过年后返程，他们座位上的人也不肯让座，但他不像我如此软弱，声称，如不起来，找列车长，找乘警。
他们占位的是一位典型北方壮汉，光头，脖子上挂着小指粗的项链，胸口露出乌龙纹身。他说，你去找啊！可是，列车长，乘警在哪呀，怎么找？车厢里，连半步也挪动不了。
教师夫妇仍不罢休，从传统道德，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据理力争，壮汉脱下上衣，肩膀上趴着一道足有半尺长的疤痕，一拍桌子，一瞪眼珠，吼道，老子就是不让，怎么的？我今天不但要坐你的座位，下了车，我还要跟你家去，住你家。教师丈夫转而改口说，没事的，没事的，你坐，你坐，我们站讲台站惯了。此后，教师夫妇癟嗦嗦再没敢吭声，可怜夫妇俩身体单薄，如风中枯苇，要不是车厢里的人，像蜡烛一样密密匝匝紧紧插着，真会随时歪倒。
这时，我座位上的一位姑娘，冷不丁站起来，倏地，只觉得一股热流向我喷来，我欲躺闪，可又无处可遁。很快，我闹清了。我脸上，身上吐满了她的胃容物，那一坨坨粘乎乎的东西，从我发尖上滴下来，流进了眼里，嘴里，最后，又灌进了衣领里，春节，兴许动物蛋白摄入多，那腥臭气味分外浓烈。不等她开口，我连声说，不要紧，没关系，你不是有意的，而且无处可吐。说完，我又从衣兜里掏出女儿吃的晕海宁，说，姑娘，我带了晕车药，你需不需要？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姑娘将大概是她的男友，狠狠地从座位上揪起，并嗔道:不要脸！
我赶忙说谢谢，也不推辞，坐下了。这时候，我才感到刚才在天桥上磕着的小腿，钻心般疼痛，撩起裤管一看，腿面上蹭掉了至少有五公分见方的皮，血渗过衬裤，把毛裤也洇湿了。
教师夫妇甚是感慨，嗫嚅道:你看人家。
壮汉嘿嘿一笑，要不，我也吐你一身？
车到常州，我和教师夫妇一同出站。壮汉自然没有下车，也没跟他们家去，我故意问道，那人真要去你家，咋办？教师丈夫一脸冲天豪气，他敢？我不捶扁他！我甚觉好笑，这类知识分子，就是嘴硬骨头酥，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过，我很为他们感到不平，我想，他俩肯定要把那壮汉骂得狗不吃屎，一吐恶气，就说，这样的恶棍，无赖，出门让车撞死。谁知，他说，不好这么咒人家的，我不怪他，要怪就怪我们国家铁路太落后了，什么时候，乘火车才能人人有座位啊！而且，人们的文明程度和铁路建设，一同进步就好了，可别以后人人有座位了，有人还要霸占人家的好座位。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