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皆适于义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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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译：

陈臻问孟子道：“前几天在齐国，齐王送给您质量上乘的黄金一百两，您不要；在宋国，宋王给您七十镒黄金，您要了；在薛地，薛君送给您五十镒黄金，您要了。如果前几天接受黄金是对的，那后来在宋、薛的接受就是错的；反之，也是这样。先生您肯定在其中一件事上犯错了！”

孟子说道：“这两件事，做的都对。都是符合‘义’的。在宋国的时候，我将要出远门。对远行的人一定要送些盘缠，宋王说：‘送给您七十镒盘缠。’我为什么不接受？在薛地的时候，听闻路途危险，我有所戒备。薛君说：‘听说您需要戒备，我给您五十镒经费。’所以他是为了我筹备保卫自己的武器才给的钱，我为什么不接受？至于在齐国，齐王送给我黄金，是没理由的。没理由却送黄金，相当于收买。哪里有君子能像货物一样被收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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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孟子那里学到接受他人钱财的道理。

最根本的是，是否符合“义”。所谓“义”，以孟子原话讲，是“羞恶之心”的发展；用通俗的话讲，就是知羞知臊。在受人钱财这一具体情境中，表现为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方的馈赠有正当的理由；二是，对方的馈赠自己配得上。

什么叫对方的馈赠有正当的理由呢？对方送来钱财时，能坦然地开口讲出为什么，一般就是有正当理由的。我们想，如果某人掏钱去搞贿赂、走后门，见到他要贿赂的人时，想必只会说“意思意思”之类，而不能坦然地说出自己到底为什么送钱吧？

所谓对方的馈赠自己配得上，是指本身的贡献或者帮助与那财物的价值相配。譬如，在诸侯盟会上维护了君上的尊严，不费兵车之力而收回多个城池，这贡献不小；那君上赐上等黄金百两，不能说是不合适的。反而，如果只是回答了君上关于治理的一些问题，就接受“兼金一百”，是断然不合适的。在日常生活里，这个方面也很好理解：设若某人只是帮人扶起了倒下的自行车，就要人家给上几千块钱，未免太荒唐了。

在孟子看来，不“义”地接受馈赠，就是被“货”——收买了。一个志于“仁义”的君子，怎么能让自己像商品一样，可以被买走呢？甚至不如商品，分明没有多么大的贡献，“价值”与“价格”不相配，却要巨额的回报呢？这是有损人格的事，更不用说对“仁义”的败坏了，因而君子是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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