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除了季、孟或者“桓族”力求持维护自身地位的主观意图之外，“作三军”当然还存在着来自外部的压力，即晋、楚间的争霸战争所带来实实在在的军事负担。
就在鲁“作三军”的前一年（前563），一方面鲁国需要配合盟主的动员而两度出兵，另一方面为了防范外敌的直接入侵而又进行了两次未出境的集结：
襄公十年鲁国进行的所有境内、外军事动员
如表，如果将两次出境动员之间的两次本土防御考虑进来，则实际上这一年鲁国动员了四次，尽管防御战的对手都只是短期入侵，没有发生直接的武力冲突。这样一年之中几乎所有季节鲁国都需要频繁进行动员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激战，此将极大程度上干扰不同季节从春播到秋收在的农业生产。
但是实际上鲁国真正承担的战斗强度却并不高，这种动员的意义更多是象征性的，以表明其对盟主争霸事业的支持与恭顺；另一方面主要是向晋军供应粮食物资。譬如襄公九年（前564）晋国曾经发生饥荒，以至于无法反击秦国的入侵：
……秋，楚子师于武城以为秦援。秦人侵晋，晋饥，弗能报也……（左传.襄公九年）
但是这并不影响晋国当年冬天帅诸侯之师围郑，以及来年开春发动攻克偪阳之役。可见晋国在境外作战几乎不依靠本土的粮食和物资供应，而主要依靠诸侯盟国的供给，这就是襄公八年（前565）曾经召开“邢丘之会”要求诸侯“听朝聘之数”的主要效果。
襄公十年（前563）的“偪阳之役”中孟献子家臣秦堇父曾经“辇重如役”，也即驾驶速度慢但是载重能力强的牛车运载物资支援前线，就体现了鲁、卫等邦国对盟主晋国的物资支持。
所谓“辇重如役”
不过一旦真的卷入到军事冲突中，鲁师的作用就微不足道了。譬如“鄢陵之战”（前575）后诸侯围郑期间，单独行动的鲁师竟然连常规的战场机动都无法完成：
……诸侯之师次于郑西，我师次于督扬，不敢过郑。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为食于郑郊。师逆以至……（左传.成公十六年）
注意此记载为《传》之错简，将发生于下一年（前574）的围郑之役记载于此年。可见尽管晋国此前刚刚对楚、郑联军取得完胜，但诸侯的战意仍远不足以支持其成为战场的主角。所以鲁国即便主观上面愿意提供兵力参战，对于晋国而言毋宁说是一种负担而非助力。
考虑到现实兵役负担与尽量维持国内农业生产需求之间的平衡，很明显每次只动员更少兵员而提供相对充足的物资才更加符合鲁国的结合自身实力的定位。由于鲁国此时的人口、疆域并无明显的变化，因此“三军制”下的鲁师主要是从形式上将全部可动员力量重新分割为三个部分，但总体动员上限仍然保持在一千乘左右。
现在的难题来了，采用“甲模式”下实行了“三军制”的鲁国将如何设置三军将佐呢？这是一个现有资料未能充分说明的大难题，下文中笔者将结合比较同时期诸侯国类似的“军行”体系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加以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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