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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简短的几句歌词就唱出了宝岛台湾百年来的坎坷命运。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台湾作为战利品被割让给日本。此后，日本占领、统治台湾长达五十年。“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说的就是这件事。1945年，世界二战，日本国战败，时隔50年，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接收台湾的，还是以蒋为领导核心的国民政府。陈仪当时被任命为台湾省最高行政长官。接收台湾后，本以为可以脱离日本的欺压的台湾民众感到兴奋，终于可以回到母亲的怀抱，体会到祖国母亲的庇佑。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尽人意。当时国名政府的接收大员们一开始便在台湾实施“五子登科”的丑行（房子、车子、票子、条子、女子），并且在势力所及之处，驱逐台湾本地人，到处安插当局者们自己的心腹亲友。台湾人被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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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是在1947年2月27日发生的禁烟运动。当时台北的几个当地人目睹了专卖局查辑员无情地殴打一个卖私烟的寡妇。他们拒绝给这个贫穷的女人和她的孩子留活路。围观的台湾群众无法忍受这样的暴政，群情激愤。恐慌中，一个查辑员开了一枪（当时命令不许携带武器），打死了一个无辜的旁观者。第二天，更多的民众到行政长官公署的门前去请愿，却遭到军队的子弹扫射。

自那一刻起，台湾人名对当局者彻底绝望。当时有台湾民众抱怨美国当局，“你们为何对日本那么仁慈，而对台湾却那么残忍。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犯下滔天大罪，你们扔两颗原子弹就完事儿了。而对台湾，你们扔了一个”蒋“，其杀伤力可比两个原子弹强百倍千倍啊！”

当时的台湾人民对当局者有多不满？据相关记者记载过这么一件事。一辆坐满了当地乘客的大巴在盘山公路上行驶，大巴刚好经过一队当时被国名政府派到台湾执行安保任务的士兵。士兵们拦下大巴，强行上车，掌掴并辱骂乘客。因为台湾人乘巴士，而国民党士兵却在走路。司机是台湾人，他让乘客都下车，然后关上车门，只让士兵留在车内。接着，他立刻启动巴士，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山崖。车内无一人生还。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说的是台湾二二八事件以及在台湾发生的世界历史上为期最长的禁严。从1949到1987年，整个宝岛台湾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每个台湾人都活得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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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正是将镜头对准了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的台湾，这也是台湾解禁以来第一部敢于将二二八事件公布在大众视野的电影。所以说，侯孝贤足够的大胆。电影拍完，经过了多方努力、层层审核，才得以毫无删减地通过并上映。

当时禁严的余威并没有散去，人们走出白色恐怖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国民党当局一直以来都认为，在大陆战场的溃败，并不是战略上的失误，更多的是在宣传上棋差一招。所以，转移到台湾后，当局政府强抓文化宣传。电影业首当其冲。《悲情城市》在拿给新闻局审核之前，就经过了特殊渠道。片子先是辗转到了日本，然后经由日本呈交给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好在电影的水平足够高，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是台湾第一次以文化输出的形式在国际舞台斩获头筹。对台湾当局来说，这其实是一场成功的文化外交事件。

很难有一部电影能得到如此的褒奖，并上升到政治层面。况且，解禁之后，台湾当权者其实也已经意识到当年的二二八事件更多是官逼民反，陈仪是最大的罪人。于是，《悲情城市》的上映没有受到太大的政治阻力。解禁后的台湾民众就像从关了近四十年的牢笼里释放出来的小鸟，一齐奔向电影院，尽管《悲情城市》的票价在当时已经算是昂贵，整部片子看完也需要近三个小时，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看电影的热情。最后，有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看过《悲情城市》。

这实在是一场文化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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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主要讲的是林家四兄弟的故事。林家老大林文雄继承他父亲的家业，做了当地黑社会团体的老大。名义上是黑社会，但其实从林父口中我们得知，这个“黑社会”其实是当年大家为了抱团抵抗日本人所形成的团体。林文雄自己做着船运的生意，同时开了一间赌坊。他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此后这个家庭的所有风雨，林文雄都一人担着。

林家老二，名字不详，职业是医生，本来经营着一家诊所，后来被征兵去了南洋，从此杳无音信。妻子对其念念不忘，每天将诊所打理地井然有序，盼望着夫君终有一日归来，诊所重新开张。可是直到电影结束，林家老二也未曾出场。熟悉台湾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日本当时占领台湾后，军队内发生过瘟疫，病死了很多士兵。因此日本军方花了很大的气力培养一批医生。医生在当时的台湾，应当算是最有地位的知识分子。

林家老三林文良被日军征召去做了随军翻译，后来不知遭遇了什么，染上疯病，送回台湾。疯病治好后，与外地人纠缠在一起，合作倒卖毒品。因为一次利益上的冲突，被外地人出卖给军方，锒铛入狱，惨遭殴打。老大林文雄出面，耗费财力人力，将文良从监狱里捞出。可是，这时候的文良早已伤痕累累，又回到了之前疯病的状态。从此一蹶不振。

林家老四林文清从树上摔下来，从此成了聋哑人。好在他学会了摄影，经营着一家照相馆，尚能自给自足，并且结识了宽荣等一群知识分子。他的命运也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变化。后来台湾戒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台湾。宽荣等人被捕、暗杀。文清受到牵连，也难逃牢狱之灾。到影片最后，我们也无从得知文清被关在何处。

《悲情城市》以林文雄得子为开始，然后字幕就是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统治。五十一年，林文雄在八斗子的女人，产下一子，取名林光明。”对于当时的林家，以及所有的台湾民众来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可不就是一件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事儿。儿子取名林光明，便是此意。之后，林家开始摆酒席，庆祝喜得贵子。到这里，我们基本就能看到标准的侯孝贤风格的镜头语言。固定的机位，没有传统的推拉摇移，长达三四十秒的长镜头，夹杂着远山远水的空镜头......一切都还是那么的“侯孝贤”。

从视觉风格上，《悲情城市》没有脱离侯孝贤一如既往的风格。但与之前的作品，比如《恋恋风尘》、《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相比，《悲情城市》脱离了对个体的描述，不再局限与狭隘，走向了更大、更高的场面。它反映了台湾的真相，从历史的角度去诉说台湾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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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主要分了两条故事线去叙述二二八事件中的台湾，以及台湾人，所遭遇的事。一条线是社会线，以老大文雄和老三文良为主角；另外一条线是政治线，以文清和宽荣、宽美为主角。

文雄和文良都是在黑社会的人际关系网中摸爬滚打的人，他们的悲情遭遇主要来自于与外地人产生的利益冲突。当时的台湾当局者为了独裁、建立权威，一味地打压、孤立台湾本地人。因此，在与外地人发生冲突的过程中，文雄和文良并没有占得优势。外地人利用政府的关系，可以随意找一个理由，说是有人密报，便让文良入狱；同样，他们也可以肆无忌惮地开枪杀人，要知道当时台湾已经陷入恐慌与动乱，枪支本是明令禁止的违禁品。

文雄便是死在上海人的枪口之下。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黑社会”的老大，在日据时代都能安然无恙地生存下来，当时日本政府称林家父子是流氓，但也没有痛下杀手；而如今到了国统期，反而死在了本国人的手上。这里面的讽刺与悲哀，估计亲身经历之人更能体会真切。

《悲情城市》在叙述林文雄死的那一段时，有意处理地很简单。枪响，文雄倒地。简单干脆，稍不留神，我们可能连是谁拔的枪都会忽略掉。旁边文雄的黑帮兄弟们也没有奋起要为文雄复仇，文雄就这样死了。之后的画面是一个长达三十秒的空镜头——一只鸟在空中飞着，腾腾的雾气和连绵的山是这只鸟飞翔的背景。在群山雾绕的映衬下，我们似乎能看出这只鸟的孤独与渺小。之后便是文雄的葬礼，恰巧是在这连绵的群山之间。再之后，便是文清与宽美的婚礼。

婚礼连着葬礼，文雄的死似乎有些潦草。似乎大家都很快就遗忘了死亡这件悲伤的事。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台湾人是多么的无奈与渺小，外地人是一个霸权主义的存在。在巨大尺幅的历史面前，当时的台湾人就像那只孤独飞翔的鸟，无依无靠，不知该飞向何方。

群山纵在，无处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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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的另外一条线是政治线，也是整部片子的主线。侯孝贤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叙述这条线。一开始，文清、宽荣等一干知识分子在一起喝酒、吃火锅，他们在一起探讨光复后的台湾命运会是如何。从大家交谈的内容，我们大概就能窥见被日本统治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台湾人，有多么渴望重回祖国的怀抱。可是，他们又对接收台湾的国民政府不放心。宽荣那句“就连陈仪这种土匪也能得到祖国重用，对国民政府我也没什么好奢望的了“似乎就暗示了接下来台湾的悲情遭遇。

酒席期间，外面听到有人唱”我的家就在东北松花江上“，这群喝酒的知识分子便也跟着开始唱歌，唱的是《流亡三部曲》。歌声激抗，从“九一八，九一八，脱离了我的家乡“，唱到”流浪，流浪......"，再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歌声还在蔓延，画面这时候又切换到一组长达四十秒的空镜头。远山远水，高山阔水，好一副大好江山。近处还可以看到寻常百姓人家的屋顶，以及连着电线的树干。之后，便听到雷声大作，暴风雨即将来临。

侯孝贤非常擅长用长镜头、空镜头来表达情感。这样几乎一模一样的空镜头在之后的片段又断断续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陈仪通过广播向台湾民众解释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经过，用谎言安抚老百姓的情绪。再有一次便是宽美口述哥哥宽荣的下落，我们得知宽荣等知识分子不满当局者的恶劣行径，躲到山里从事反抗行动。文清通过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也间接参与了这样的反抗。这时候，配合宽美口述的画面，也正好是这样一组空镜头。

这像极了当时的台湾！山水、宝藏、人家，尽在眼前；雷暴、风雨、坎坷，随后将至。这是一个风雨飘摇、动荡层出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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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条政治主线一直贯穿这部电影。从一开始的知识青年用歌声呐喊出内心对台湾命运走向的彷徨、迷茫与无奈，到最后，文清因牵连被捕入狱，秘密关押。宽美独自一人面对着支离破碎的家庭以及出生不久的儿子，个中心酸，宽美却都用及其镇静、平淡的语气写在了寄往亲人的信里面。

看得出来，她，或者大多数台湾人，都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来面对政治动荡下的悲惨命运。政治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最让人落泪的，是在宽美得知哥哥宽荣被捕，哥哥一家下落不明的那一段。文清把信封放在床上，一言不发，表情凝滞、绝望，掩面痛哭。宽美正在给宝宝喂食，拿起信封，认真读完信的内容。然后继续喂食，接着又拿起信看。哥哥死了，本来不想在宝宝面前哭出来，可还是忍不住。放下碗，把宝宝抱开，捂着嘴终于要哭了出来。宽美想找个地方靠一下，文清凑上前去，手握住宽美的手。两个人都陷入了无尽的悲伤。

侯孝贤在拍这个片段的时候，仍然采用的是长镜头，同样是静止的摄像机。全程几乎没有任何声音的干扰，只有很微弱的、零零碎碎的几声宝宝发出的声音。都说悲至深处则无声。

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这样唱到：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的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侯孝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始终把观众放在画面以外，从来没有妄图以观众的视角去拍摄与叙述。整部片子都是如此。我们看到的《悲情城市》几乎都是大场面、大环境，几乎没有人物的特写。侯孝贤利用最长的镜头、最空的画面，将要表达的情感藏在大场面、大环境的一个角落，让观众去体会，在宏大、残酷的历史面前，人物何其悲哀、渺小、无奈。

我们可以看到林家四兄弟的悲欢离合，就像一场戏剧一样，在我们面前展开。他们的悲情，我们懂，但我们无能为力，只能看着它发生。

台湾也是这样。它就是亚细亚的孤儿，我们看着他遭受创伤，看着它哭泣，但我们无能为力。

历史如此残酷，让人悲哀、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