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安娜：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最易醒。（二）

郭沫若与安娜：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最易醒。（二）

安娜原名佐藤富子，生于日本仙台，是名门之后，更是基督教徒。教会学堂毕业后，在东京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做护士。如果没有遇到郭沫若，她会和日本普通女子一样相夫教子，然后在岁月中幸福地老去。但命运似乎有着宿命般的随机性，她最终遇到并爱上了郭沫若。

在冈山读书的郭沫若来圣路加医院探访病友，不料见到了佐藤富子，顿时惊为天人，一见钟情，早忘了家中还有包办的发妻张琼华。

回到冈山后，郭沫若在给佐藤富子的第一封信中就写道：“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短短几个月中，在相隔千里的东京与冈山之间，两人书信往来40多次，最多的时候一周有5封信。

郭沫若本是情圣兼诗圣，情发于心，心动为诗，遂以情书对富子展开激烈的情感攻势。富子羞涩温婉，欣赏崇拜郭沫若的才情，早已芳心暗许。

只是，富子的家庭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个非基督教徒，何况当时郭沫若又是弱国子民，经济上不能独立，前途更渺茫。但富子铁了心，不惜和父母家族断绝关系，只为和情郎朝朝暮暮。　　

1916年9月26日，佐藤富子在给郭沫若的回信中写道：“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了，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的。”

总觉得父母强烈反对的婚姻，能真正幸福圆满的不多。

同年底，佐藤富子辞去了医院的工作，顶着家族的压力，不惜与家庭断绝关系，到冈山和郭沫若同居了。郭沫若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郭安娜。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

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 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安娜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

数年后，郭沫若译作巨著《浮士德》出版，郭沫若在首页写道：Anna：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第二页上则用德语写着：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1921年，郭沫若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女神》，《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说：五四时期的青年“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也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至这个人便是郭沫若。”

在集中，他把安娜比做维纳斯，《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纳斯》，都是为安娜所做。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出来。”

1923年，郭沫若医科大学毕业，携妻子回到上海。

在上海，郭沫若仍是卖文为生，生活依然拮据。这还不算什么，最尴尬的莫过于安娜的身份。郭沫若不愿离婚伤害张琼华，也不愿回老家妻妾成群伤害安娜，只得寓居上海以委曲求全。

爱上一个已婚男人，不管他其他方面有多么优秀，伤害的永远是自己，无形中更伤害了另外一个女人。

郭沫若后来回忆道：“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

很多爱上已婚男子的女人都难逃心碎。原因不过是她想做他的一生，而他注定是她的过往。男人总认为自己有苦衷，然而苦衷谁没有呢，不能做说到底就是分量不够而已。

1927年，郭沫若到武汉参加北伐，和女学生兼部下安琳相识相恋，将艰苦的革命生涯变成活色生香的爱情之旅。

1928年2月，郭沫若受到蒋介石通缉，不得已举家离开上海，当时践行的人中就有安琳，在安娜面前，郭沫若与安琳席间异常尴尬。

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安娜平静地问起此事，郭沫若坦率承认爱安琳。并说：“惟其爱才不结婚。”

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说：“是我阻挡了你们，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北伐失败，郭沫若回到上海，看看形势逼人，不得已于1928年再次举家流亡日本，时空转换，这段婚外情无疾而终。夫妻分别乘船回到日本后，郭沫若与安娜共同度过了较为安定的10年生活。

这10年，郭沫若在日本宪警监视下潜心研究甲骨文和中国古代史，先后出版了《十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成就，一时名声大震，日本重臣西园寺公望慕名专门请他到自己别墅做客。

从1916年到1937年，郭沫若与安娜共同生活了21年。21年中相亲相爱，却终未能白头偕老。人世间缘来总是不易，缘去却是常态。

旅日十年，安娜本以为可以赏樱花以终老，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24日夜，得知蒋介石已经取消了对自己的通缉令后，在朋友的周密安排下，郭沫若离开家，他甚至没有告别，穿着居家服，直接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郭沫若秘密回国的消息传开后，安娜被日本政府军方拘留，受到非人的折磨。“敌人的妻子”、“卖国贼”，让安娜被监禁过三次，安娜后来回忆说：“他们紧紧的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我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虽然生活艰苦，曾有不少人想高价收购郭沫若的手稿，她一一拒绝了。她种地、种菜，一天独自奔走数十里卖货，安娜不仅让五个孩子有饭吃，还让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

安娜说：“每当我痛苦时，我被毒打时，我就会祈祷圣母，祈祷早日见郭沫若，有这个念头陪伴，一切都可以挺过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探访住在东京的安娜时，看到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

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地泣诉：“鼎堂（郭沫若）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安娜以探访妹妹妹夫为由，带着子女先到台湾，于1948年8月初辗转来到香港。看到在香港《华商报》的副刊《茶亭》连载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安娜喜极而泣。

遂千里迢迢，携子到中国寻夫，却不无尴尬地发现：自己的丈夫郭沫若早已成为他人夫，而且子女成群，对她只有无奈和敷衍。

1949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安娜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她保存的郭沫若手稿全部献给国家，五个孩子全部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安娜和长子住在大连。

1951年，安娜要求见郭一面，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

1.要负责供给郭淑和郭志鸿读完大学;

2.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

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

周恩来等人看不下去，先是给了安娜一个副部级的待遇，并将她安置在大连，委托大连大学的校长李一氓全面照顾安娜的生活。

毛泽东在开会见到郭沫若之际，偶尔还会关心地寻问郭是否给安娜寄了生活费。

后来，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照顾，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1978年春，郭沫若病危，安娜以85岁的高龄去北京探望，但只在病房待了片刻就出来了，安娜说：“他不愿意谈!”

沧海桑田，曾经亲密无间的爱人终无话可说。这是郭沫若和安娜最后一次见面。

坊间也有说法，说郭沫若最后对安娜说的话是：都怨日本军国主义。

儿子郭博曾说：“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

1983年，安娜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安娜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荣获了第一届亚非和平奖。

安娜在晚年谈论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不知道一个女人要被伤害到什么程度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语。

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岁。她神态安祥，陪伴她的是郭沫若写给她的一百多封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