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西秦木子
关于裸辞，曾是网上的一个热词，也是大家热烈讨论过的事情。我不是凑热闹，也不想蹭热点。我只想记述自己的经历，说说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遥远往事。
93年，我已在某三线厂工作了四年。职工二千六百人，加上家属，一共六千多人，在一个距最近县城三十华里的山沟里工作和生活。厂区和生活区分开。生活区里，百货公司、派出所、邮电所、照相馆、粮店、幼儿园、小学、中学、足球场，游泳馆、电影院、菜市场、旅店、饭馆，应有尽有。每天早晚有两趟班车，往返县城和汉中。
当时军品订单很少，基地各厂都在积极开发“民品”，希望以民（品）养军（品），自力更生，减轻国家负担。尽管如此，民品也只是个试验田，厂里抽调了很少一部分人，组成团队，展开调研、立项、审批等工作。每一个环节，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因此，年轻的大学生们，在科室里，除了聊天，各单位流窜，追女孩，基本无事可干。
聊天的主题离不开国内形势、国际大事、考研、调动工作等。建厂初期，第一代开拓者，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南昌等地，因此他们都想将子女弄回原来的城市。跟七八十年代知青回城的潮流差不多，但凡有一点关系，或子女有本事考上大学的，肯定不回厂，死也要死在城里。前辈们的这种想法，自然影响到外来的大学生。加上邓小平南巡之后，东南沿海的改革一日千里，各大报纸的宣传铺天盖地，人人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离开是唯一的梦想。厂里为了留住人才，稳定队伍，相继出台了三不政策：不准考研、不准调动、不准辞职。
所有通往外面的路都给堵死了，年轻人群情激昂，怨气冲天。但大部分人只限于发牢骚，真的要去找领导理论，却心有余悸，少有应和。
冷静思考，离开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直接走人，啥也不要。不要档案、不要户口、不要工资，也不知接下来去哪里，能否找到工作。这在当时，等于是自杀。几个密谋多年的朋友，先后娶妻，开始乐于上班闲聊、下班打牌、喝酒、钓鱼的悠闲生活。离开的话题，慢慢变成了一个不宜宣示的胎记，如鲠在喉，但拔起来又痛苦又麻烦，干脆忍住，不提。
正在苦闷彷徨之际，接到大学刘同学的电话，说他已到广东几个月，一切都好，云云。真是拨云见日，我立即下决心离开，马上。回家跟妻子一说，她既高兴，又担心。因此，先请假两月（探亲家加换休），南下广州。
93年8月15日，带着500元存款，穿着一身工作服，就出发了。中午十一点多，在城固火车站，八月中旬的阳光，明亮而炽热。只有我一个人上车。看着穿一件白短袖，扎马尾、牛仔裤的妻子跟着火车走了几步，犹豫着停下来，孤零零站在站台上，目送火车载着我远去，泪水突然模糊了我的双眼。
辗转五十多个小时，到广州，又坐汽车四个多小时，到台山市，正好遇上刮台风。在车站旅馆里住了三天，第四天见到出差回来的刘同学，介绍去隔壁外企面试，顺利通过。次日上班，一路顺风顺水。三个月后，被三线厂以旷工原因除名，妻子受到诛连，限期调离。一年半后在台山市买房，入户，恢复干部身份。2000年，再辞职，举家迁往广州。
二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仍然为自己当年的“豪赌”捏一把汗。幸亏改革开放的路没有转弯，辛亏有刘同学夫妇接应，幸亏妻子一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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