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这也是宋代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君权强化的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宋代科举取士的普及，让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得到复兴，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非常强烈，比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宋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宣称，“（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皇帝虽然可以命令大臣，但是不能违背道理；大臣虽然要为皇帝服务，但是不能盲目曲从。
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在石碑上留下遗嘱，告诉后代皇帝不得杀掉给皇帝提供意见的人，以“养成臣下刚劲之气”。
“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君臣间一条不成文的约定。文官犯了再大的错，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宋高宗时，监察御史方庭实居然敢这样对皇帝宣传“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
宋真宗有一次派人拿着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他宠幸的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不合理，什么话也没说，当着太监的面，把皇帝的诏书放到蜡烛上一把火烧掉了，然后对太监说，你就跟皇上说，我不同意。（《宋史·李沆传》）皇帝也只能无可奈何。
北宋著名昏君宋徽宗看戏的时候，演员在台上公开批评他的政策不好，“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让老百姓受了很多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也不敢怪罪这个演员。
宋代统治者政治文化层次颇高，比如赵佶就是有名的大书法家、画家。宋朝皇帝算是比较充分地认识到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的重要性。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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