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都城长安，是当时的世界中心，是中国乃至世界当之无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总之，当时的长安，那是相当的international。至少，比大城市铁岭要international。
整个长安城，有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划分为108个里坊和东、西2个市场，形成棋盘型的布局。正如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诗中所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长安城总面积84.1平方公里。对比一下：古罗马城仅仅13.68平方公里，明朝前期首都南京才43平方公里，明清两代营建的北京城，也才60.2平方公里。在城市规模上，长安城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城”。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international大城市中，那100万长安人的幸福感。
但是，长安人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住在international大城市里也不全是幸福，也有烦恼。比如：一下暴雨，也看海。
唐朝289年，仅长安一地，有明文记录的看海，至少就有20次，平均15年一次。
也就是说，长安人看海的频率，是十五年一遇。
长安人看海，水也很深
从史书记录看，长安人看的海，还比较深。我们来看看，渍水到底有多深？
永淳元年六月乙亥，“京师大雨，水平地深数尺”；
广德元年九月，“大雨，水平地数尺”；
永泰元年九月，“大雨，平地水数尺”；
大历十一年七月戊子，“夜澍雨，京师平地水尺余”；
贞元二年六月丁酉，“大风雨，京城通衢水深数尺”；
元和八年六月庚寅，“水积城南，深处丈馀，入明德门，犹渐车辐”；
元和十二年六月，“京师大雨，街市水深三尺”。
我们可以看到，长安人当年看海时，最深的渍水是“丈馀”，最浅的渍水也有“尺余”，而最频繁出现的渍水深度，则是“数尺”。
虽然唐朝一尺与现在一尺略有差别，但这样深度的渍水，也够看海了。
长安人看海的后果，也很严重
首先，当然是人员伤亡惨重。
最严重的一次人员伤亡，发生在开元八年六月庚寅夜，“京师兴道坊一夕陷为池，居民五百余家皆没不见”。
兴道坊位于长安城的中心地段、朱雀大街东侧，是处于皇城正南方的第一列里坊之一。该坊左邻朱雀大街，斜对面就是皇城的大门朱雀门。
兴道坊东西宽514米，南北长477米，这样大一个里坊，居然会因为一夜暴雨而积水变成池塘，我们可以想像一下这个一夜形成的大池塘的规模。
兴道坊没了，变成了池塘。那住在里面的人呢？史书上只有淡淡的一句话——“居民五百余家皆没不见”。那意思是，都死了。五百余家，怎么也有1000-2000人，就这么没了。
要知道，唐朝长安是实行宵禁的。整个里坊由坊墙环绕，坊门则入夜而闭，日出才开。那一天的暴雨，是在夜晚下的，而且越下越大。
直到渍水越来越深，惊醒熟睡的人们。从那时起，人们才开始在惊恐中开始寻找生路。然而，坊门始终紧紧地、无情地关闭。
一千多年后，我仿佛仍然能够听见，那一夜人们扒着坊门、砸着坊墙，那一声声绝望的呼喊。
在兴道坊居民全部罹难的同时，唐朝东都洛阳也遭遇了同样的暴雨灾情。暴雨造成洛水等河流决口，洪水甚至冲入了洛水北岸的皇帝行宫——上阳宫，《新唐书》说导致“宫人死者十七八”，“掌闲卫兵溺死千余人”。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上阳宫人“死者十七八”，可不是死了十七八个人，而是十成中死了七八成。
《旧唐书》则精确记载了这次灾难中士兵们的死亡人数——不是“溺死千余人”，而是“凡溺死者一千一百四十八人”。这一次暴雨的伤亡，实在惨重。
另一次在贞元二年夏的暴雨，长安也“溺死者甚众”。甚至连贵为副部级高官的吏部侍郎崔纵，也差一点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溺死，幸亏有人救了他：“吏部侍郎崔纵，自崇义里西门为水漂浮行数十步，街铺卒救之获免”。可见当时水情之严重。
贞元四年八月，“溺杀渡者百馀人”；元和十一年五月，“漂溺居人”。总之，每一次的暴雨灾情，都有数量不等的长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其次是破坏农业生产。
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史书上多次书写的字眼，是“害稼”。
开元八年六月，兴道坊一夜变池塘那次，“畿内诸县田稼庐舍荡尽”，也就是京郊各县的农田，都遭到了“荡尽”的严重破坏。
元和十一年五月的京畿大雨，危害的范围更大，“害田四万顷”。
唐朝是农业经济国家。暴雨成灾之后，“物价暴贵，人多乏食”，甚至“人相食”。
政府只好紧急采取救灾措施，于是这样的记录就频繁出现：“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贱粜以济贫民”，“官出太仓米贱粜以救饥人”，“出太仓米减价以救人”。
其三是毁坏基础设施。
比如道路桥梁。唐朝长安城的街道，除个别地段铺沙石以外，基本上都是泥土路面，如果遇上雨雪天气，行走多有不便。每逢暴雨，就更是街衢成壑。
《三藏法师传》记载，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唐僧玄奘迎接大慈恩寺碑时，因雨后道路泥泞难行，日期推迟了六七日之久。
后来，政府出面，在长安城主要街道正中铺了沙子，当时被称为“沙堤”，以防水防泥，保障百官上朝道路的畅通和重要公务的通行。
元和八年六月辛卯，“渭水暴涨，毁三渭桥，南北绝济者一月”，害得渭水两岸一个月不能通行。
比如房屋。上元二年，“京城宫寺庐舍多坏”；大历十年四月甲申夜，“飘屋瓦，宫寺鸱吻飘失者十五六”；元和八年六月庚寅，“毁屋扬瓦”；大和八年六月癸未，“暴风暴雨坏长安县廨及经行寺塔”。
元和十二年六月的那一次，不仅受灾面积大，而且连长安城的标志性建筑、大明宫前朝第一正殿——含元殿，也未能幸免：“坏庐舍二千家，含元殿一柱陷”。
比如绿化。大历十年四月甲申夜，“大雨雹，暴风拔树”，同年六月辛丑晦，“其夜暴雨，大风拔树”；元和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大雨兼雪，街衢禁苑树无风而摧折、连根而拔者不知其数”。
当然，和我们今天一样，长安人看海之中，也有一些小快乐。
比如，也可以捞鱼儿：“上元二年，京师自七月霖雨，八月尽方止。京城宫寺庐舍多坏，街市沟渠中漉得小鱼”（《旧唐书·五行志》）。
不同的是，当时长安人在渍水中捞到的，可是货真价实的野生鱼，不像咱们现在，即使来路比较野，捞起的仍然基本都是饲养鱼。
长安人为什么会看海？
一是长安独特的地势，容易积水。
唐都长安的地势，是东南高，西北低，城中心呢，则地势最低。整个城市的地势，像一个簸箕。前面提及一夜变池塘的兴道坊，就处于地势最低的城中心、簸箕的最凹处。
常理而言，既然长安西北地势低，那就应该挖掘由东南向西北的多条排水渠，因势引导，排出长安城内的生活污水和雨水。
然而问题在于，按照长安城建造者、隋朝工部尚书宇文恺“法天象地”的设计思想，长安城中作为皇帝住所的宫城，象征北极星，在正北；作为朝廷各部办公地点的皇城，象征环绕北极星的紫微垣，又紧挨着宫城的南面。
换句话说，当时长安城中最牛的一帮人，其居住和办公的地点，都在长安城的北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敢胆边生毛，挖出一条条臭不可闻的类似“龙须沟”的露天排污渠，去臭当皇帝的、当大官的？还要不要脑袋了？
二是长安城内排水系统不畅。
长安的地势和城市建设理念，决定了其排水系统不可能科学地、完美地、大规模地规划和建设。但是，作为一个相当international的城市，毕竟其中生活着100万人，其排水系统毕竟还是需要建设的。
据考古发现，长安城的排水设施，主要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是外城的壕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护城河”。长安城的周围，挖有一道宽3-4米、深5-6米的壕沟。这个壕沟与城外的河流相通，起着排泄城内生活污水和雨水的作用。
第二个层级是城内街道两侧的排水沟。城内的污水，要排到城外“护城河”，就主要靠这些分布在各坊、各街道两旁的排水沟。排水沟上宽下窄，上口宽3.3米，下底宽2.3米，沟两壁呈76度的坡度，深2.1米。
这样的排水沟，唐朝人称之为“御沟”“羊沟”“杨沟”。后唐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解释了上述名称的缘由：“长安御沟谓之杨沟，植高杨于其上也。一曰羊沟，谓羊喜抵触城垣，故为沟隔之，故曰羊沟；亦曰御沟，引终南山水从宫内过，所谓御沟。”
第三个层级是遍布城内各处的渗井。渗井是黄土高原地区常见的用于处理生活污水的设施。
渗井，即在自家院子的角落，按一个直径30-50公分、深度3-5米的井，以倒入日常生活用水。由于黄土土质疏松，吸水力大，所以经过一段时间，污水就会被吸收，而不能被吸收的污物也会沉淀下来。等这口渗井满了之后，再另挖一口。
渗井是长安城当时最为主要的、最为有效的用于处理、排放污水的设施。但是，渗井显然不能排泄流动的雨水。
长安城的排水系统，就全部在这了。
很显然，暴雨一来，就只有指望城内排水沟和城外“护城河”来泄洪了。
问题就在于，这样的排水系统，排水量是非常有限的。
有学者作过一个测算，假设降雨前长安城内所有沟渠池湖，都处于空置的理想状态，其城区蓄水总容量也只有593万立方米，也只能承受一次142.8毫米的降雨量。当然，按照现在的定义，暴雨降雨量为50-99.9毫米，142.8毫米已经是大暴雨了。
但是，还要对比一下明清的北京紫禁城。虽然其面积只有0.724平方公里，但其城区蓄水、排水能力，已可以承受一次225毫米的大暴雨。
即使考虑北京自明清以来降雨量有所减少的因素，紫禁城自公元1420年建成以来，竟然没有一次看海记录，而且原有的排水系统仍然有效使用，也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三是长安的水量太大。
就是不下雨，唐朝的长安，也有着丰沛的供水量。因为，“八水绕长安”。
八水，分别是长安南面的滈水、潏水，北面的泾水、渭水，西面的沣水、涝水，东面的浐水、灞水。
长安没有自来水供应系统，城市又大，居民生活用水的供应，一靠打井利用地下水，二就是挖渠引水。隋朝时，开凿了清明渠、龙首渠和永安渠，唐朝开元年间开凿了黄渠，天宝年间又开凿了漕渠，合称“五渠”。
“八水五渠”，很好地解决了城市用水问题。但是进入城市的“五渠”中，只有永安渠是穿城而过，可以起到泄洪的作用。而其余各渠均将其终点定在了城内，这样一来，只要水量一大，必然泛滥成灾。
恰恰在唐朝时，长安的气候，又处于一个温暖期。
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唐朝时的长安，气候要比今天的西安暖和，全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要高1-2℃。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中帝纪与五行志的记载，唐朝长安及周边地区冬无冰雪的年份，总计达23次之多，平均每12年出现1次，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可见唐朝气候的确较我们今天要温暖。
典型的标志是，第八世纪、第九世纪，长安既有梅花，又有柑桔。而柑桔只能抵抗-8℃的最低温度，梅树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
可以提供对比的是：在1931-1950年期间，西安的年绝对最低温度每年降到-8℃以下，二十年之中有三年（1936、1947、1948）降到-14℃以下。所以，在这期间梅树、柑桔就不会在西安生长了。
唐朝的长安，在这样的气候下，夏季就非常容易降雨，特别是暴雨。而在唐朝当时的城市管理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下，一下暴雨，再加上“八水”，长安人就得看海。
从古至今，城市居民恐怕都不愿意看海。但是，长安的排水系统只有这个排泄能力。只要一下雨，从老百姓到朝廷官员，就是不看海，也得饱受泥泞之苦，搞得大家都颇有怨言。
景龙年间，就有一位赶牛车送货的老百姓，将长安长期淫雨的原因，归咎于当朝的宰相。他在大街上一边赶车，一边大声说：“都怪这帮宰相没用，不能调理阴阳，导致久雨不停，害我们天天走这样的泥巴路。”
他倒是嘴巴快活了，却没想到他说这怪话的时候，运气特别不好：
他这边厢骂宰相正骂得高兴，不料身边正好就站着一个货真价实的宰相——中书令杨再思。而且，碰巧路过的杨再思还把他的话，听了个结结实实。
当时，前呼后拥跟着杨再思的人，都等着他一声令下，好将这位老百姓吊起来，狠狠打一顿，让杨再思出口气。
不料，大家等了很久，只等到杨再思这样一句话：“呃，从道理上讲呢，是怪我们宰相不好。但是，全怪我们也不公平，也有你的牛太劣拉不动车的因素吧。”（于理则然，亦卿牛劣耳。）
可见，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还真不是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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