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着几千里路辗转奔波的艰难，考虑到囊中羞涩，1984年的春节，我决定不回老家了。
节前节后十来天，宅在招待所的小屋里，看电视，读书，写作、看稿、吃饭，睡觉，应该是不错的日子。
一个多月前，我几经周折才来到青海省西宁市。
从北京飞西宁，因为天气原因，原定的航班不断延误，结果我在机场附近的旅店里滞留了两天。
但我却从没想过放弃这次的飞行之旅，它毕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八十年代，坐飞机的机会很少。采取这种出行方式出行的多是有级别的公务人员，是一件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
我没级别，因为工作调动，一个女孩独行，接收单位就批准我乘坐飞机了。
终于可以登机了，我着实兴奋。
机场停泊着不少大型的波音737和747飞机，它们像银白色的大鸟一样栖息在停机坪上。我逐一看着它们，猜测着哪一架将载我上天。
可是，轮到我要乘坐的飞机时，却像变魔术似的，一架小型安-24飞机缓缓地滑行过来。它太小了，小得能从波音飞机的机翼下经过。它停在一个空地上，像只小麻雀站在了一群大白鹅的旁边。接着，一辆卡车载着一架只有五六级台阶的舷梯靠近了安-24。舷梯与机体的舱门对接。
安-24是苏联五十年代制造的飞机，有两个外露的螺旋桨，像风车似的安在两侧机翼的前面。几十年的运营，机身钢板的接缝处已锈迹斑斑。
机舱很狭小，中间一条窄窄的过道，两边是几排座椅。四五十个座位只坐了二十多个乘客。
乘客像坐在教室里等待上课的学生，个个正襟危坐。
飞机要起飞了，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震耳欲聋，盖得什么声音也听不见。螺旋桨越转越快，没了线条，呈浑然一体的片状。从身边圆形的小窗往外看，能看到机翼的钢板抖动不已。飞机颤抖着滑行了几百米后，机头突然扬起，机身腾空了。
那日晴空万里。
飞机在高空上平稳飞行。它飞的不高，有时在云层上，有时在云层下。于是，不时可以看到地上的万物。看不见人，公路像一条条线，房屋都像堆积在一起的小盒子，丛山峻岭和河流像沙盘上的模型。
飞机在太原的武宿机场降落，短暂停留，下了几名乘客，又上了几名乘客，然后又起飞，奔兰州的中川机场。
我以为这样的飞行，会持续到西宁的曹家堡机场。
到达中川机场是夜晚的十点多。
乘务人员要求所有乘客下机。有一部分人的终点就是兰州，所以下机就消失在夜幕中，剩下的七八个乘客被领到候机大厅。在那里，我们被告知没有飞机可乘坐了。因为两天的延误，中川机场积压了太多飞往上海的乘客，上海乘客怨声载道，群情激愤，机场只好协调，把我乘坐的安-24调整航班航线，改飞上海。
透过候机大厅的玻璃窗，我看到那架我坐过的安-24在跑道上滑行，扬头，起飞，消失在茫茫的夜空里。
机场工作人员说：这里离西宁不远了，也就几百公里。机场派一辆小面包车送大家。
结果，飞机改汽车，在黑暗中开始奔向西宁。
黑暗中，我不知道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公路，有很长的一段路程完全是土路。路面失修了，坑坑洼洼，坐在车里的人不停的摇来晃去，有时过一个深一点儿的沟坎，车身会猛地一颠，颠得人从座位上往起弹，有人的头碰到车顶。
车驶过，车速快，路上厚厚的浮土就沸腾成一片土雾，裹挟了车，一起狂奔。
车的密封不好，弥漫着呛人的土腥味儿。
凌晨两点多，当大家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时候，西宁到了。
车把大家放在西宁宾馆门口，就调头开走了，它要连夜返回兰州。
那辆小面包车，除了前面的挡风玻璃被雨刮器刮出两片扇形的透明的地方，其它地方都覆盖了厚厚的尘土。夜色里，它渐渐远去，像一个会移动的小土包。
除了我，其他人好像都是西宁人，下了车，他们也就轻车熟路地各奔东西，没了踪影。
那时只有办公室有电话，但半夜办公室没人。
我进了西宁宾馆，登记住宿。
在卫生间里，我照了一下镜子，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镜子里的我彻底灰头土脸，像从土里爬出来的再生者。
不坐飞机，坐火车进出青海，那时隔日只有一趟普快列车。
火车站是个很热闹的地方，当一个人乘车到达西宁，一定有一大群人来接站；当一个人乘车离开西宁，也一定有一大群人送站。
这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有所体验。
节前忙碌工作上的一些事，日子一天天过得很快。
腊月二十九，大家打扫了一下办公室的卫生，将放假，各回各家。
有几个同事邀请我去他们家过年，我谢绝了。一者，我来的时间不长，与他们的交情还没熟悉到可以随便做客的地步；二者，有人的邀请，不过是礼貌性的客套。
我说：招待所里还住着其他客人，有男有女，甚至还有孩子。我有伴儿。
但是，当我回到招待所才发现，那些男女和孩子在我去上班的几个小时里竟全部走了。
门厅的值班室里有个服务员在看电视，是个阿姨。看到我回来，她只从电视屏幕上移动了一下目光，就继续边嗑瓜子边看电视。
我住在四楼。
我一层层地上楼。突然感到了住了一段时间的楼竟有让我不安的陌生感。
平时每一层楼里都有这样那样的动静，从房间里传出的说话声和电视声，从盥洗室里传出的洗漱声，从卫生间里传出的冲水声……男人和男人说话总是粗声大嗓，说着说着突然爆发大笑，好像他们老能说到可笑的事。男人和女人在一间屋子里比较安静，若有大声说话，那通常是在吵架。孩子的声音永远响亮清脆，三楼有一对夫妻带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儿，不知为什么那孩子特别爱哭，尤其半夜爱哭，哭声像一种锐器，穿透着楼层。电视的音量总是开的很大，一间间屋子离得很近，隔音差，门敞着，都开着电视，看不一样的节目，七嘴八舌的声音纠缠不清。盥洗室里有一排水龙头，有个男人洗脸刷牙时很夸张，不拿脸盆，只拿一条手巾和挤好牙膏的牙刷，先把牙刷搁在水池边上，拧开水龙头，一遍遍地湿着手巾，然后拎了水淋淋的手巾连头带脸的擦抹，弄得水花四溅，刷完牙了，更费时的漱口才开始，他了噙一口水，扬起头，张着嘴，水在喉咙里咯嘞咯嘞地响一阵儿，才能猛地低头，把水喷出来，每次得这样喷十来次；女人则多是洗衣服，把洗衣板架在水池边，两臂发力，用手在板上使劲地揉搓一件厚衣服。住在我隔壁的一个女人尤其喜欢去盥洗室洗衣服，实在没衣服可洗，也要拿了一条手巾在那里洗来洗去，把新手巾洗得像旧手巾。尽管卫生间里老有冲水的声音，但有时去了，便池里仍有没冲刷的大便和小便，不知是谁干的。
这时刻，我希望那些声音响起，哪怕是那个孩子的哭声，但没有。
楼里很安静。
每层楼只在楼梯口亮着一盏灯，经过它，灯光把我的身影拉短拉长，仿佛它是个活物。脚步声在寂静里也有了回声，从墙壁上弹回来，在我的身旁噼啪作响。
我急匆匆地上了楼，用钥匙打开自己房间的门，进了屋，把门反锁好，又把电视打开，放大声音，听着看着电视里的人说这说那，心才渐渐平静下来。
想着门厅里有个阿姨值班，那一夜我睡得很好。
第二天是年三十。
白天在值班室里值班的是另外一个阿姨。这个阿姨不看电视，埋头织着一件枣红色的毛衣。
她说：毛衣织晚了。今天得织半斤线才能把它织好，赶明天初一让我老伴儿穿上。明年是他的本命年，穿红毛衣辟邪。
我到街上转了转，买了一挂1000响的鞭炮，买了几个罐头，还买了一瓶“互助大曲”。
傍晚接替阿姨值班的是个小伙子，他不看电视，也不干什么，一直躺在床上睡觉。我进出了几次，他都睡得浑然不觉。
我反锁好门，拉严了窗帘。
我用电炉子熬了点儿大米粥，开启了“四鲜烤麸”、“午餐肉”和“鹌鹑蛋”罐头，拧开“互助大曲”的瓶盖儿。
曲酒最大特点就是香，掀开盖儿，酒香就充满了小屋。
我第一次对曲酒的香有认知大概在六七岁，在北京新街口南大街的一个杂货铺里。那天，我提着一个玻璃瓶去打酱油。店里有不少顾客，我凑近柜台，踮起脚，把瓶子往柜台上放，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听到有瓶子落地打碎了的声音，更大的声音是身边的人都发出一声“啊”！我看了看我的瓶子，它站在柜台上，没打碎。我扭头看，透过人的缝隙，看到一个玻璃瓶子在地上打的四分五裂，地上有一滩水。瓶底儿没有彻底打碎，像个小碟儿，碟里汪着一点儿水。后来我才知道地上的一滩和瓶底儿里的一汪都不是水，而是酒。有人失手打了一瓶“泸州老窖”。瞬间，我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那是酒香。杂货铺本是个五味杂陈的场所，但酒香掩盖了它们。打碎酒瓶的是一个中年大叔，他神情沮丧地围着碎酒瓶转了几圈，然后蹲下身，拿起酒瓶底儿，小心翼翼地端着，走了。我打好了酱油，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来在一个角落里站了好一阵儿，为了闻那酒香。
有酒有肉有蛋，很像年夜饭了。
天刚黑，就听到远远近近有了放炮的声音。
年的味道渐浓。
这时，我听到楼道里有了脚步声，橐橐地由下而上。伴着脚步声，还有哗啦哗啦的金属碰撞声。
我熟悉那金属的碰撞声，它是很多把钥匙磕碰时发出的。这家招待所的几十把房门钥匙都套在一个圆形的铁片上，钥匙柄上贴着一小块白色的橡皮膏，上面用圆珠笔写了由1到10、到20、到30的号码。拎着那个圆铁片上的钥匙走路，一甩一甩，就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有新住宿的旅客，或出门忘带钥匙的老住客，服务员就拎了这堆钥匙，哗啦哗啦地响着，上楼下楼。
脚步声和钥匙声在我房门外停止了。接着，是敲门声。
隔着门，值班的小伙子说话了。
他说：今晚是年三十，我妈叫我回家吃团圆饭。我值班，招待所里只有你一个住店的客人，大概你也没什么事。你不要出门。哦，我回家了。我把钥匙放在你的门口了，一会儿你出来拿。你拿钥匙下楼，从里面把门厅里的大门锁了，那样就没人能进来了。
我说：好。
实际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伙子又橐橐地走了，由上而下。
过了一会儿，我打开房门，果然看到一堆套在圆铁片上的钥匙摊放在门口。
我一层层地下了楼，到了门厅里，把双开的大门拉严了，用一把有弹性的钢丝锁穿过门里的两个门把手，合拢锁头和锁臼，门就锁住了。
我又一层层地上楼。影子跟着我，或长或短。
回到屋里，我潸然泪下。
那一夜，我没吃饭，也忘了放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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