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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谈判桌上的博弈
时代的一个瞬间，往往能够改变无穷无尽的历史。
中华民族在历经十四年的艰苦抗战之后，终于迎来了久违的胜利。我们欢欣鼓舞，我们扬眉吐气，我们尽情的沐浴在暗暗长夜后的耀眼黎明，普天同庆。
然而，普天同庆的背后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自由与解放的曙光即将升腾于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我们诺大的中国又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细细思量。
（上）
抗战时期，美国驻华大使尼尔森.约翰逊曾说过一段极富预见性的话：“我认为，自从满清王朝倒台、中国传统政府观念崩塌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在摸索着走向一个演变中的新型政府。这个政府还未建立起明确的形式，而且很可能几十年内都无法建立；它可能是、也不可能是以民主政体的形式出现，但他将会是一种适应中国和中国人民需要的政府。”
抗战结束后，中国人民加速了这种“新型政府”的摸索。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率先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政治报告中讲到，我们当今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老辈民盟领导人
战乱多年，人心思安。民主同盟的主张也是亿万人民群众的愿望。
未来中国之命运当如何？
中国政府当是何种形式？
这两个问题同时出现在两个人的脑海，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蒋介石。
他们二人此时都已成为百万大军的领袖，毫不夸张的说，中国今后之未来，全系于毛、蒋二人之手。
在这历史的十字路口，一切都是未知的，但有一条却是已知的：此时谁先挑起内战，谁就犯了天下民心之大忌，而谁先主张和平，谁便占得先机。
面对抉择，国民党和共产党又会何去何从？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先出手了。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是蒋介石发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作为党国喉舌的《中央日报》不惜篇幅，用大字标题将电文刊登其上，报文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为什么向来“欲除中共而后快”的蒋介石如此大张旗鼓的邀请毛泽东？他果真是想同共产党平起平坐、一起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对蒋来说，率先发出邀请这一招可谓一石四鸟。
其一，首先发声，使国民党在舆论上占领民心的高地。
其二，由于国军后期消极抗日，国名党的军队在抗战胜利之时大都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无法占据有利地形，如果毛泽东应邀前来，蒋介石就可以假借谈判之名拖延时间，为运送部队、制定计划发动战争赢得先机。
其三，倘若毛泽东不来，那就可以说中共没有想要和平的诚心。届时就可师出有名，光明正大的发动内战，而共产党则会背上不愿和平、挑起内战的骂名。
其四，如果真是能够利用这次机会，逼中共就范，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岂不是最好的结果。
去还是不去？对中共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首先，中共内部对毛是否去“赴邀”的意见就不统一。
毛泽东
有人说“去”是利多弊少：一方面如果蒋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和平解决国内问题，“谈判”确实可以避免巨大的流血牺牲，对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来说确是一大福祉。另一方面，如果蒋是虚情假意，此番前去则可以揭穿他的伪面具，一改如今被动的局势。
而大多数人则说是凶多吉少：《鸿门宴》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毛若是有个闪失，将会成为中共难以挽回的损失。
思前想后，毛泽东于接到电报的两日后回电如下：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没有明确的答复，转而谈朱德的事情。毛泽东的回电让蒋介石相信：毛不敢来重庆。
朱德的事情，蒋介石自然是知道的。因为就在五天前，也就是1945年8月11日，他曾连下三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国民党各部队火速开赴沦陷区，遇到日军，则将其“遗留之武器弹药材料财物”“派兵严加看管”，遇到共军，则“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第二道，命令各沦陷区伪军“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第三道，命令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原地驻防待命”，须“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三个命令，大可简为三句话：日伪准备受降，国军接受受降，八路军原地待命。
或许只有耕田于山野，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民夫，才瞧不出其中拙劣的猫腻。
毛泽东当然不是山野农夫。
收到蒋“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去电回复道：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三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如此通俗易懂的电文在那个时代，实属不多见。虽然此电名义上是朱德和彭德怀签发，但从字里行间的文风看，“毛气”十足。
既然搬出了朱德，蒋介石自要接招，但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想继续占领舆论的高地，在民心大势上，压中共一头。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贺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蒋“再邀”毛泽东的第二天，《中央日报》再次“假戏真做”，以大篇幅的醒目题目《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将消息公告全国。一时间，举国上下，众说纷纭，人们纷纷猜测接下来共产党会作何回应。
毛泽东没有让全国人民等太久，两日后，又给蒋回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刚刚推出来个“朱德”，现在又送来个“周恩来”？共产党的回应让蒋更加坚定了那个想法：毛不敢来重庆！
中国有句古话叫“再一再二不可再三”，于是，蒋为表自己绝对的“诚意”，便胸有成竹的给毛发出了第三封电报。在蒋看来，“三电三邀”让他礼数已至，今后这挑起内战的骂名，中共是背定了。
由是，8月23日，第三封电报如期而至。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就在蒋介石“三电”的当天，中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要单枪匹马，到老对手的都城，这对于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的领袖来说，需要极大的胆识和气魄。
毛泽东就有这种胆识和气魄。
“我们参加这样的（联合）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个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毛泽东在会上以形象的比喻给一些不同意去的人做工作，可殊不知大家并不是不知晓其中的政治道理，而是担心他“深入虎穴”后的性命安危。要知道，在蒋介石的地盘，随便制造一点“意外”，谁又能说清楚呢？
其实这一点，毛是比谁都清楚的。
“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而且，在这次会议上，毛还建议由刘少奇同志代理自己的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这样一来，即便毛、周二人不在或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书记处还能保证有5人开会。
后路已铺，自当慨然赴宴。
1945年8月24日，一封出乎意料的电报送到蒋的手中。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要来，蒋介石慌了。
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没想到中共这一招使自己的主动化为了被动，假戏唱成了真戏，更为尴尬的是，国民党方面对谈判并没有充足的准备。
毛来之后，谈什么？怎么谈？一概不知。
可无论假戏真戏，既然是自己导演的，就必须唱完。
1945年8月28日，476650号军用飞机带着全中国千万人的期盼，从延安飞抵重庆。飞机在机场平稳着陆，一位头戴盔式礼貌，身穿蓝色中山装的中年人，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缓缓走出机舱。
此人，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与蒋介石合影
与之前“惟恐天下不知”的醒目报道相比，这次的《中央日报》却“熄火了”。
时任编辑的王抡楦回忆说，毛泽东到达重庆当天，编辑部异常紧张。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布雷亲下指示：不发社论，不写专访，新闻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通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总之一句话，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陈布雷的心思之缜密，可见一斑。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更何况它要包的是惊雷？
毛抵达重庆几个小时后，《新华日报》就出了“号外”醒目报道。第二天，《大公报》编辑王芸生就发表了一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著名社论。
王芸生写到：“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王芸生的希望是好的，可他口中的“蒋主席”却根本不想参演这出中国人民所嗜好的、大团圆的喜剧。
还有，毛与蒋确切的说并非阔别十九年，他们的第一次同席，是在二十一年前。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东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言，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而在会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位面平如水的年轻人静静的坐着，他，便是蒋介石。
此时的蒋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会成为这个政党的领袖，更不会想到，眼前那个满口湖南话的青年，会成为自己一生的劲敌。
毛到重庆的当天，蒋亲自在林园官邸为其举办欢迎宴会。推杯换盏间，毛称蒋为“委员长”，蒋则亲切的称毛为“润之”。
就这样，这场关系到中国未来之命运的谈判，缓缓拉开了大幕。
（下）
谈判一开始，国共双方就在一个貌似不起眼的问题上起了争执。
蒋说：中国不存在内战。在他眼里，中共一直是“犯上作乱”的“臣子”，国民党才是掌控中国的“君王”，所以，国共之间并没有什么“内战”，有的仅仅是“剿匪”而已。
“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蒋主席恐怕是自欺欺人吧!”毛泽东马上还击。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表示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解决各种摩擦。”毛口中的大量事实，都直接证明了一点：中国存在内战，并且从未停止。
谈判桌上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双方期望相差万里，共产党提出的方案与国民党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而且调解的可能性非常之小。这让想逼其就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蒋介石越发感觉到毛泽东的“顽固”。
周恩来言：“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从周的话中可以听出，共产党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不但承认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了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还劝蒋以天下为己任，带领全国各党派，走向独立。
可蒋要的不是独立，而是独裁。
虽然步步维艰，但和平谈判毕竟谈的是和平，亿万国民期盼的眼神，终要看到一个结果。
终于，在共产党的一再退让下，国共双方代表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双十协定》。
协定共涉及到十二个方面：一是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二是关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三是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四是关于人民自由的问题；五是关于党派合法的问题；六是关于特务机关的问题；七是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八是关于地方自治的问题；九是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十是关于解放区政府的问题；十一是关于奸伪问题；十二是关于受降的问题。
国民党在协定上承认了共产党及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制订了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方针；同意了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的机关肆意拘捕审讯人民；决定了要严惩汉奸；宣布迅速结束训政，施行宪政；保证人民要享受到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全部的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协定所设方面甚广，而且确实解决了许多实际的问题。
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协定上，有两个最根本和最核心的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
那就是“枪杆子”和“政权”的问题。
蒋介石要求中共不谈国共军力比例，至多只允许保留20个师，而毛泽东则坚持要按国共合理的比例，至少要保留24个师。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
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求同存异，可一国之内近乎剑拔弩张的两个政党又如何能求同存异？
1945年10月8日，也就是签署协定的前两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军政和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有五六百人。张治中在宴会上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
然而历史证明，在蒋的一心独裁下，“百分之七十的希望”渐渐化为了灰烬，“百分之三十的距离”通向的则是内战。
其实，国民党要发动内战的“尾巴”，早在谈判期间的九月中旬就露了出来。
1945年9月10日，重庆谈判桌上的和平之气未凝，国民党阎锡山部1.7万余人就向晋东南解放区中心——上党地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不久阎锡山又增兵2万，妄想一举消灭晋东南人民军队。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晋冀鲁豫人民军队奋起反抗，截至到10月12日，人民军队共歼敌3.5万余人、缴长短枪1.6万余支、机枪2000余挺、山炮24门。
不得不说，中共在上党取得的节节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然而3.5万之于430万，机枪山炮之于优良美械，大可忽略不计。
上党战役之后的的种种事实证明，和平协定之于蒋介石，也大可忽略不计。
10月13日，《双十协定》的墨痕未干，蒋的《剿“匪”手册》就秘密散发。
平汉路方面：10月14日，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等部3个军4.5万人侵入邯郸；
津浦路方面：国民党从十月份就开始调兵遣将，出动了7个军，进占浦口、蚌埠、济南、韩庄、台儿庄、滕县、兖州和泰安等地；
平绥路方面：8月下旬至9月上旬，国民党军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率部6万余人侵占解放区归绥（呼和浩特）、武川、陶林、凉城、集宁、丰镇等城。十月中旬，傅又集中约10万人的兵力，由集宁、丰镇等地进攻张家口。
此外，在同蒲路、锦承路、陇海路、古北口和山海关等地，国民党皆对中共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蒋对解放区的猛烈进攻，不仅遭到了中共的猛烈抵抗，还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
1946年1月10日，为了“顺应”民意，蒋再一次无奈的回到了谈判桌前，同意了中共提出的停战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要求，并与中共签订了《国共停战协定》，而且在之后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同意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宪法草案等各项协议。
一心和平的人民再一次选择了相信国民政府，然而这对蒋来说，不过是又多了几张无用处的废纸而已。
终于，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挑起了全面战争，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自此完全爆发。
这，便是我们所熟知的：解放战争。
我们幸福并感激着 | 第七章 谈判桌上的博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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