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两个“小人物”

任何组织都有“年轻人”和“老人”，也有“小人物”和“大人物”。汉朝初年就有这么两个“小人物”。

第一个，是贾谊。《汉书·贾谊传》是这么记载的：

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甚幸爱。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当时是一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是一个“小人物”。凭什么他可以乘直升机挤入“公卿”之位？那些“大人物”都是凭资历和功勋才能得到公卿的地位的。这不可能不引起那些“大人物”的议论。

贾谊想搞体制改革，重点是“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的主张，这就涉及到当时在位诸大人物的利益，故受到大人物们的反对。

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他们都是当时的功臣宿将，并且当时是在位的大人物，以列候就国，就是不要在中央任职，到地方封地去，意味着要他们放下手中的权力。

故而对贾谊这个小人物，这些大人物们采取既害之、又毁之的态度。文帝需要安抚功臣宿将，便只能疏远贾谊，并将他下放湖南，为长沙王太傅了。

随后《汉书·文帝纪》又说了这么一段：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蚀之。

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遂免丞相勃，遣就国。

这件事离贾谊建议文帝列侯就国没有多少时间，它说明贾谊受诸大人物的攻击没有多少时间，贾谊虽然被贬南下，而周勃不久也就免相就国了。

周勃回到封地以后，非常恐惧，还自己组织小军队，被人告发他要谋反，因此而入狱。他入狱后不知如何言辞，被赦免出狱以后，他说：“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中之贵也。”

从事情的过程可以知道文帝是接受贾谊那些建议的。但碍于功臣宿将，不得不牺牲贾谊，把他下放为长沙王太傅。过了没多久时间，二次日蚀，作宰相的周勃便尝到厉害了。

我们可以看出，​文帝对于锐意进取的小人物与一心维护既得利益的大人物之间的纠结。文帝既倾向于小人物，又不得不委屈一下小人物，等待时机，再处理大人物。故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的矛盾古已有之，利用这种矛盾，历来是帝王驾驭大人物的一种权术。

1954年，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写了一本书，叫《红楼梦简论》。山东大学刚毕业的本科生李希凡和蓝翎，写文章批判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资产阶级倾向。这个文章后来被上面给扣了，说你刚毕业的两个大学生批判俞平伯的文章怎么登？

江青当年给毛泽东剪报纸，她是山东人，就给毛泽东看，他当时就火了。在李希凡、蓝翎这个文章上的批语说，不就是由于他们是小人物嘛，不就是由于他们不成熟嘛，不就是由于他们没有名气嘛……这样的一些批语，对于大人物压小人物的这种不满，全在这里渗透出来了。

先撇开《红楼梦》讨论中的是是非非不谈，就毛泽东个人感情上，他是始终倾向于小人物这一边，倾向于弱者一边的。其实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观念。大人物是保守倾向的代表，小人物则是谋求进取的代表。

还可以从毛泽东要田家英读班固《贾谊传》的信中看出一二。这封信是1958年4月27日写的，全文如下：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第二个“小人物”是晁错。《汉书·晃错传》说：

晁错，颖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与洛阳宋孟及刘带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错为人峭直刻深。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大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

晃错是书生出身。他先学的是申商刑名，后来学的是六艺之《尚书》。晁错好言政事，因而被提拔为太子舍人，那是东宫的属官。当时为太子者，是后来的景帝。

《汉书·晁错传》接着说：

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帝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爰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这里说的削诸侯事，便是削同姓王的事。在这个问题上，他与诸大功臣及爰盎在意见上是对立的。二者相比，诸大功臣是大人物，而晁错是小人物，被削的诸侯王也是大人物。

事情是小人物根据形势提出来，要削弱诸侯王。削诸侯王当然是有风险的，会引起他们起兵反抗。大动干戈的后果究竟如何这很难说。而削诸侯王对帝利，故受到景帝的支持。景帝迁晁错为御史大夫。

他提出削诸王侯的建议，更令三十章，诸侯哗然。十余天以后，吴楚七国皆反，以诛错为名。结果景帝诛晃错以谢诸侯，希望息事宁人。实际上这一仗很难避免。这仗打下来，还是周亚夫用武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晁错则被杀，成了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贾谊和晃错是汉初的两个小人物。他们有见地，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危机，敢于提出处理问题的建议。大人物则不然，他们都安于现状，不到万不得已很难主动有所作为。这就是为什么事情总是由小人物做起来。而大人物不注意，因为大人物乐于安逸。谁愿意冒大的风险去有所作为呢？这便是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区别。

另一方面，小人物得罪人多了，牺牲几个小人物作替罪羊，那是比较容易的，要搬动大人物那就难得多了。无论在事件的发展及其反复的过程中，小人物皆难以得其善终。

晁错出事前，他的父亲从颖川来，父子之间有一段对话。《汉书·晁错传》这么说：

谓错日：“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错日：“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日：“吾不忍见祸逮身。”

晁错的悲剧结局，其父母有预见。你以小人物身份，挺身而议公事，得罪既得利益者，还不够危险吗？

晁错被杀以后，也有人对汉景帝提出不同意见，是这么说的：

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显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日：“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不敢复言矣。”上日：“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敢也。”于是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可见为小人物之难。文景时期为汉王朝的治世，这两个皇帝也不坏，治世尚且如此，何况乱世。从如何用人讲是如此，从官僚机构的效率和演化讲也是如此。

今天很多组织喜欢用年轻人、“小人物”，恐怕也是觉得那些“老人”、“大人物”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了，利用年轻人、“小人物”们把水搅动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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