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水对》的历史地位和“百家宗师”姜太公吕尚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提出《渭水对》这一纵论天下形势及战略宏论的人，他就是吕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姜子牙（约公元前1156年——约公元前1017年），姜姓，吕氏，名尚，又名望，字子牙，也叫吕尚，别号飞熊。商朝末期西周初年的军事家，辅佐周文王姬昌和周武王姬发灭商建立周朝，被称为“太公望”，俗称“太公”。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诸侯，姜子牙被封于齐地，所以姜子牙也是齐国的开创者和缔造者。姜子牙是周武王伐纣克商的第一谋士，最高军事统帅，西周的开国元勋，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影响深远的杰出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后世历代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家、法家、兵家、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由于文化的传承以及历史的影响，我们的语言圈里多了一个叫做“姜太公垂钓——愿者上钩”的歇后语，相传姜子牙72岁时垂钓于渭水之滨磻溪（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天王镇伐鱼河畔），遇到求贤如渴的周文王姬昌，俩人在一番深入的交谈之后，姬昌认为姜子牙是一个难得一遇的奇才，就请姜子牙坐车同归，并拜姜子牙为师，从此开始了他兴周灭商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来源。那么当时姬昌与姜子牙在渭水河畔相遇时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豹，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之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之与俱归，立为师。

        又云: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顷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居多。

     

        刘恕《通鉴外纪》卷二载:周昌将出猎，史编卜之曰:“所获非熊非罴，非虎非豹，兆得伯王之师。”昌斋三日，田于渭水之阳，见吕尚坐茅而渔，昌劳而问之，曰:“子乐渔邪？”吕尚曰:“君子乐其志，小人乐其事。吾渔非乐之也。”昌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之久矣。”故号曰“太公望”，立为周师。......西伯问太公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无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西伯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发仓府以振鳏孤。独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西伯不与，费中以无道来求，乃与之。西伯问太公曰:“商王罪杀不辜，汝助予忧乎？”太公曰:“天道无殃，不可以先唱，人道无灾，不可以先谋。取天下若逐野兽，得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济，舟败皆同其害。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俛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吾观商野，草茅胜谷，吾观其群，众曲胜直。暴虐残贼，败法乱刑，亡国之则也。”西伯问太公曰:“人主动作举事有祸殃之应、鬼神之福乎？”太公曰:“人主重赋敛，大宫室，作台观，则人多病温，霜露杀五谷，丝麻不成。人主好田猎，毕戈不避时禁，则岁多大风，禾谷不实。人主好破坏名片，壅决名川，则岁多大水。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则日月薄食，太白失行。”西伯曰:“诚哉！”乃与太公阴谋修德以顷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阴谋，皆宗本太公。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刘恕写《通鉴外纪》的原因，刘恕曾经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对《资治通鉴》不记载夏商周三代的事情颇感到遗憾，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和文人，史学专家，所以他就格外地留心三代的史事，并与病重之际，以口述的形式，命其字代为缮写。

      《史记.齐太公世家》和《通鉴外纪》中所记载的在渭水河畔吕尚和姜太公的对话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后世将这一对话便称为《渭水对》。从文献资料中看出来，姜太公与姬昌的对话方式，全面展示了周伐商夺取天下，实现新王朝以及国家统一的高明战略谋划。

       

        姜太公吕尚，之所以被后世称为谋略之祖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事战略家，是有历史依据的。从《渭水对》中可以看出的。《渭水对》作为周伐商的总的政治行动纲领和具体战略决策，有三点是毋庸置疑的:

      一是周伐商夺取天下，安定天下的总的战略目标。二是全面细致地阐明了实现总战略目标的具体措施和执行方法，所以被后世认为是夺取天下的一份完整的战略谋划决策。三是为周朝建立后制定一系列礼仪法度提供了依据，商以暴政而失天下。这份《渭水对》提出的修文德，体恤民情等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为周朝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渭水对》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战略意图和思路。

        一，对战略形势的准确分析判断，为周文王姬昌提出了明确的灭商夺取天下的总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思想。

        文献资料显示，周兴源于陕西西部，其后经过古父亶公，公刘的励精图治与开疆拓土，才逐渐地摆脱了来自西北方向上戎狄的侵扰与威胁，以及游牧民族的掣肘。在周发展壮大的同时，自身融合了不少周围的部族，季历秉承父志，兼并了不少周围的方国，部分解除了戎狄的威胁，在以渭水流域为中心的商朝西方，形成了以周族为中心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引起了商王朝统治者的担心与警惕，商王朝统治者杀掉了季历。季历之子姬昌为报父仇，便贸然发动了讨伐商朝的战争，由于时机不成熟加上力量太过于悬殊，最终在商王朝的反击下大败。但是周王朝的崛起已是大势所趋，商王朝的统治也暴露出了许多走向衰落的迹象，吕尚在此时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历史趋势，分析了商王朝的内忧外患之后，更加坚定了姬昌伐商的决心。《渭水对》指出商王朝的统治已是危机四伏，肯定了周伐商是顺应历史潮流，所以在和姬昌反复的商榷之后，明确了战略目标，将武力推翻商朝提上了议事日程，更加坚定的支持姬昌通过修德修善顺应天命而夺取天下的重任。

        二，阴谋文德，发展夯实壮大自己的实力，采取韬光养晦的的谋略，正所谓“谋定而后动”。

        姬昌成为周的领导人之后，为报父仇，贸然发动讨伐商纣的战争，结果大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商朝的力量当时还是很强大的，而且商朝建国数百年之久，控制的疆域也很广，统治基础还是很雄厚的，而且还控制着周族东进的战略要到，鉴于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并且针对姬昌“商王罪杀不辜，汝助予忧乎？”的疑问和急于伐商的心理，吕尚提出了“天道无忧，不可以先唱，人道无灾，不可以先谋。取天下若逐野兽得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济，舟败皆同其害。”的劝诫，周密地制定出了“阴修德以顷商政”的政治纲领。实行韬光养晦的谋略，把自己的战略企图隐藏起来，不要让商王朝得知自己的战略企图，消除商朝的顾虑与怀疑，争取足够的生存空间，争取发展壮大夯实自己的机会，所以姬昌和吕尚一起做了一番细致而又有效的工作。其一恭顺事商，麻痹商纣。《渭水对》中提出“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俛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的比喻，尽量对商王朝做出恭顺的姿态，以退为进，装作腐化享乐，胸无大志的样子，给商王朝造成一系列的假象，，使其放松警惕，消除疑心。其二改变东进势头，修德修善壮大自己。吕尚在《渭水对》中提出，得天下在于得民心，所以劝姬昌将主要精力用于内部整顿，一方面行善政以安民，体恤民情，得到百姓的拥戴，另一方面发现生产，富国强兵，增强实力，还有礼贤下士，广招天下贤士人才，并且收揽人心，扩大影响，稳步夯实壮大自己的实力。

      三，剪商羽翼，分化瓦解商朝的诸侯国。这是战术方面的指导，具体实施和执行方法。

      《渭水对》中提出“剪商”策略是分为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结交盟国，取得盟国的信任和支持，对商纣釜底抽薪，二是明里打着拥护商王朝的旗号，暗里逐步剪除商王朝的羽翼，实现对商王朝最后一击的迂回战略大包围。这一指导思想得到了周王朝有力的贯彻和全面的执行，到周武王姬发时，周已经在洛阳建立了前沿阵地，作为伐商的跳板，将周的势力像尖刀一样伸向了商王朝的腹心地带，终于完成了剪商羽翼的这一宏图大愿。良好的政策必须得到有力的贯彻和执行，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渭水对》是现存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完备的统一战争谋划的杰作，其对后世在统一战争中具有灯塔指明一般的指导意义。充分地体现了吕尚的高超战略眼光，军事智慧和行事作风。所以说《渭水对》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战争战略谋划与战略思维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

《渭水对》的历史地位和“百家宗师”姜太公吕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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