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场觉悟不是证书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须菩提问佛爷：“世尊，都说佛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其实什么也没得到对么？”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爷回答：“没错，没错，须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并不是一张证书，以至于其他的法也一样。只不过名字叫做‘无上正等正觉’罢了。”
前一场佛爷讲“无法”可说，这一场更进一步讲“无法”可得。其实熟悉经文的看官马上就能想到，它和第七场是一样的内容：不可得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为啥不可得呢？因为有得即有失，有得失即有相，有相就有执，有执就不究竟。作为空宗来推倡这套说法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以至于像后来的禅宗非常爱用类似的理论。本来按照时间轴线也该聊禅宗了，但是之前我就说过禅宗的影响很大，对于佛教而言也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今天很多观念提法其实都是从禅宗来的。所以我打算将禅宗挪到最后来谈，前面已经有了各派观点的陈列，届时也能更清晰地解答禅宗为何如此独特；同时也便于引出结论性的叙述。基于这样的谋篇，这一场我们就先聊聊密宗。
密宗据我不那么精确靠谱的观察，也是近十年左右才重新热闹起来的派别，并由此催生出朝阳区十万散养仁波切团体；这可能是仅次于“朝阳区群众”的第二大神秘组织了吧。同时还带来了一整套话语、行为体系和鉴赏氛围。要不知道“加持”“灌顶”“持明”“供养”这些时髦的名词术语、不会两句心咒、不戴各种珠珠串串那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密宗法器、法物也因那种独特的异域风情成为新的时尚标签；以唐卡为例，11年前我开始学习唐卡的时候周围几乎没人知道这玩意儿。紧接着4、5年后便迎来了唐卡的价格高峰，青海、西藏乃至云南、四川的画院画室一度比肩继踵人满为患，学徒们都信誓旦旦摆出一副要为唐卡艺术贡献终身的架势。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唐卡价格逐渐退烧，曾经热闹的市场也趋于冷清；学徒们鸟兽四散不知所踪，还在坚持的真是凤毛麟角，而今像勉塘派唐卡国家级传承人仍然只有1个而已。这就是典型的拿信仰捞块钱的案子，说真正信奉、信奉程度有多少我仍旧是打很大问号的。
吐槽太多不好意思，这些作为社会心理的表象反映背后其实也能看到汉地（或者说汉文化氛围）大众的宗教情愫是很薄弱的。这也不是我的结论，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百年以前就说过（见1917年8月《新青年》3卷6号《以美育代宗教说》）。所以话说回来，近年密宗的流行，我不负责任地推断主要还是标新立异在起作用；相比之下汉传密宗依旧冷清就是佐证。
密宗，现在聊起来呢一般默认是藏传佛教；其实汉传佛教里也有密宗，比藏传时间略早。藏传佛教确立的标志是佛、法、僧三宝俱足的桑耶寺落成，时间是公元775年。而大约60年前，密宗就已经进入汉地。敲黑板，我们今次主要聊的也是汉传密宗哈，藏密不在讨论范围内。
密宗传入中国的时候，正逢唐玄宗开元年间，也是唐王朝的全盛时期。《旧唐书》评价说“烽燧不惊，华戎同轨。”《新唐书》则说“开元之际，几致太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说“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所以和初唐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个时期的唐朝非常具有国际范儿，长安城也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际大都会。此时，先后从印度来的三名梵僧所开创的汉传佛教密宗因之也被称为“唐密”。而这三个人就是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
善无畏，也有译为“净狮子”。传说原为中印度的王族，刹帝利种姓，十三岁继承乌荼国王位，后来出家为僧。曾于那烂陀寺跟随达磨鞠多（汉译“法护”）学习密教。开元四年（716）经由突厥、吐蕃来到长安，深受玄宗礼遇，被尊为“教主”。先住兴福寺，继往西明寺。开元五年，奉诏于菩提寺开始翻译密教经典。开元二十年，随驾入洛阳，住大福先寺。先后于长安、洛阳两处译出多部密教经典，共十余卷。而对于唐密来说，最重要的经典就是《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有名的《大日经》。它在密教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法华经》之于天台宗、《华严经》之于贤首宗。密宗的全部理论，基本上都包含在其中了。后来一行法师对这部经做了注疏，即后世通称的《大疏》。再有就是主要讲密教仪律的《苏婆呼童子经》。
金刚智，南印度人，婆罗门种。十岁在那烂陀寺出家，跟随寂静学习声明。十五岁前往西印度，学习法称论师的著作。二十岁受具足戒，学习大小乘各种戒律。二十八岁在迦毗罗卫城，跟随胜贤论师学习《瑜伽论》《唯识论》《辩中边论》。三十一岁前往南印度，学习密教经典。开元八年经水路来到长安，先后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等。据说金刚智死后，玄宗敕赐“国师”的称号，代宗又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赐号“大弘教三藏”。
如果说唐密的开疆拓土是善无畏和金刚智的话，那么集大成者则是不空。不空，北印度人，婆罗门种，自幼随叔父定居中国，年十五拜金刚智为师，开始学习密教（也有文献记载他十四岁拜金刚智为师，并且是跟随金刚智来到中国）。二十岁在洛阳广福寺受具足戒，旋即参与金刚智的译经工作。开元二十九年，奉金刚智遗命，前往印度和斯里兰卡寻求密教经典的梵文本；并于天宝五年（746）返回中国。按照《贞元释教录》的记载，不空译出的密教经典共计111部、143卷；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史“四大译师”。而由他译出的《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简称《金刚顶经》），也是密宗的重要经典。
除了宗教上的成就，不空在政治上的成就也相当耀眼。据说唐玄宗就亲受他的“五部灌顶”。到了代宗朝，永泰元年（765）制授不空特进试鸿胪卿，赐号“大广智三藏”。大历三年（768）赐瑞锦褥十二领、绣罗幡三十二口。大历七年（772）建文殊阁，代宗自为“阁主”。大历九年（774）赐彩六十匹，赐绢三百匹。六月，诏加不空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公爵”是最高一等，再往上就是只有宗室才能受封的王爵了。大历九年六月不空圆寂，代宗在《追赠不空和尚诏》里说：“特进试鸿胪卿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我之宗师，人之舟楫……本乎尚德，敬顺时典，可开府仪同三司，仍封肃国公，赠司空。谥曰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见《全唐文》卷47）像不空这样加官进爵、“位列三公”的和尚，在中国佛教史上确实是相当罕见的。
政治上的备受尊崇，它的实际意义在于让教派得到帝国从人力到物力的全方位支持。事实上，佛教完成世俗化转变之前，所有教派都离不开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这么多场里聊到的历代高僧都致力于同帝国高层保持密切往来的缘由。其实不单佛教，这种现象在道教身上同样明显；乃至于西方的基督教也能看到。然而帝国所赋予的支持与保护也同时成为高悬在教派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它骤然斩落之时，实则难以招架。所以“开元三大士”创立的唐密后来在会昌灭佛时遭受沉重打击，法脉几乎断绝。到了宋代虽尚有法贤、施护、法天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而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反倒是日本留学僧弘法大师空海于大同元年（806）将唐密带回，创立了日本真言宗，将唐密一系保留至今。以至于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很多僧人学者如大勇法师、显荫法师、持松法师需要专程前往日本学习，才让“密教回传”得以实现，因此也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大奇观。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一场复兴也没能持续太久，影响并不广泛，在此也就不详述了。
那么，唐密教义有何特点，相比其他宗派的不同在于何处嘞？咱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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