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行德泽物，富甲天下的晋商与徽商
去山西旅游，晋商大院是必揽之地，甚至很多人去山西游玩，目的就是冲着赫赫有名的深宅大院。
坐落在山西灵石县的王家大院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王家大院是中国最大的民居建筑群、晋商大院的典范，被著名建筑学家郑孝燮称为“国宝、人类之宝、无价之宝”。是什么原因让山西大院闻名于世？这一切都与晋商有关，它的背后，是深厚的晋商文化底蕴。
16、17世纪的明王朝在当时是全球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自明世宗嘉靖元年至明神宗执政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蓬勃的商业经济，形成了一个新的民间团体——商帮。客商们在带着自己的货物走南闯北进行贸易活动时，渐渐地以同乡或者同业的关系，结成了一个个小的团体。俗称“客帮”，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商帮”。
当时有十大商帮之说，而其中不得不提的两大商帮则是晋商与徽商。
电视剧《乔家大院》不但将取景地放在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并且在内容上高度还原了晋商的风貌。儒家思想深深影响着晋商的经营活动，他们不论商号贸易来往或是伙计与主人之间，都相互信任，饱含契约精神，他们开创的合伙经营模式，又直接降低了投资的风险性，这两个原因，让山西商人的巨富有规律可循。
商人们秉承着诚信仁义和薄利多销，在漫长的时间中，逐渐崛起。山西富有盐、铁、小麦、棉花、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经过晋商们的长途贩运和设立商号销售，换取到江南的丝绸、茶米，晋商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这些货物长途跋涉经西北，甚至远销到远东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晋商文化。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是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是指徽州男子到了十三四岁就要外出当学徒学做生意。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中就记载，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
徽州境内山多田少，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种上农作物，收成也很难保障。聪慧朴实的徽州人充分利用当地山多水清的自然地理特点，将劣势化为优势，他们种茶、造纸、制墨、制砚，用自己丰富的土特产和精美的手工业品，源源不断地换回粮食。这种经常性的交换，使徽州人不断地积累着从商经验和财富。
直至明万历年间，徽商与晋商齐名华夏。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名，其次是大米、稻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婺源人多为茶商，歙县人多为盐商，休宁人多为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商帮共同特点都是一样，他们以信接物，义利兼顾。徽商更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彼时，在纵横全国的通衢大道上，总能看见“徽骆驼”的身影，他们的脚步和车轮，总是朝向天南地北，而身后是翘首以盼他们归家的妻子孩子与老父母。
有一位名叫许道善的徽州人，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留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许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是徽州《许氏家谱》中如实记载的家庭创业史，而当时，这样的事例岂止是许家一族，徽州有举族经商的传统，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同一时期其他商帮中并不多见。
创业的艰辛，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士农工商”，传统社会中商人地位最低，但在明代中叶之后，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商人们并不是一味地追求财富，也并非为富不仁，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重视家风，恪守祖训，甚至大多征引儒士，在家中设馆，训导子弟。
与此同时，商人为了巩固经济地位，提高声望，已不再限于“贾道”，他们利用雄厚的资财支撑，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博取科第，而当时明朝政府也不断为流动性很强的商人提供了参加科举的便利，嘉靖六年政府下令：除浮居客商外，“其居住年久，置立产业房屋铺面者，责令附籍宛大二县，一体当差”。这一改革彻底消除了商人阶层在外地参加科举考试的不便，他们可以在居住地进行登记，名正言顺地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实现“茂异可以招选，俊良可以登崇”的愿望。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明朝文官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员都是出身于工商业家庭，嘉靖初期，内阁首辅费宏便是典型一例。费宏十三岁中文元，十六岁中解元，二十岁中进士，最终廷试钦定状元。他三次入阁，官至首辅。费宏为人和易，恤民务实，勤政清廉，被评价为“持重识大体”的政治家。
除了费氏家族的例子，其他知名文官出身于工商业家庭的也不在少数，在许多商人看来，“有子而不能教之以圣贤之学，使以德行文章显耀于明时，碌碌为乡人以终世岂足贵哉”，他们通过经商积累财富，做为业儒的经济后盾，而从政则是商人谋求家族显赫，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惯行之途。另外，当时也有一部分商人依托捐纳走入仕途，相对比较轻易地得到官位或功名，从而成为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商，针对这样的现象，也曾有人直白地指出：“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十之九。”
包容开放的社会、物质基础带来的自信、儒学的传承，使得商人地位身份不断上升，“四民”的界限逐渐模糊，本属于士大夫阶层的艺术品鉴赏领域，也出现了商人的身影，一些商人也追求着精神方面的享受，他们喜欢看戏听曲，也会将市面流行的通俗小说置于案头，他们兴建园林、收藏古玩书画、研习诗文、其中不乏行家里手。
徽州盐商程良学整日与文人交往，还结成“竹西社”，以“竹西二十一子”之名声闻海内。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支撑，在艺术品收藏领域，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商人占据着得天独地的优势，以至于李调元在《骨董志》里只能表示文人赏鉴的优势不过是多读过几页书而已。
当然附庸风雅之流大有人在，透过明代小说也可略知一二，《金瓶梅》中就记载了西门庆的书房“翡翠轩”，书房中净是黑漆、彩漆、螺钿等奢华家具，而书房中堆满的书籍和文具，仔细一看，只不过是些“书柬拜帖”及“礼物账簿”。
明代画家郑元勋出身于盐商家庭，他工诗善画，为江东名流。郑元勋自己设计建造的园林，名为影园，他结集的《影园瑶华集》与《影园自记》为文士们啧啧称道。郑元勋兄弟四人，都构筑园亭别业：郑元嗣有五亩之宅和王氏园，郑元勋有影园，大弟郑元化有嘉树园，小弟郑侠如有休园。自影园建成起，郑元勋就招致天下名士，在影园内赋诗宴饮，岁无虚日。
此时，江南城市风气已然悄悄转变，由淳朴转为奢靡，这是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明代文人陆揖在《蒹葭堂稿》中写道：余每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栋，绮窗丝帐，十里珠帘……”官贵富户的服饰用料考究，款式追求新颖，色彩艳丽；当时饮食风气也逐渐由明初的节俭过渡到奢侈，酒楼繁荣，至于富裕之家更是一年四季宴请不断。
公元1614年，明福王曾耗费28万两白银在河南洛阳兴建一所新的宅邸。
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描绘了一位居住南京的苏州商人宋金，平时身穿罗绮，食用膏粱，出门着锦衣貂帽，随同的两个俊美书童“各穿绿绒直身，手执熏炉如意跟随”，宋金衣锦还乡之时，罢官回乡的知县因为在宋金发迹之前曾经羞辱过他，担心被街坊撞见有碍脸面，躲在乡下，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敢入城。冯梦龙还描写了一位山西贩马商人沈洪，因为约不到当时名妓玉堂春，向老鸨抗议道：“王三官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有钱，我亦有钱。”而这里的王三官是尚书家的公子。
然而，建立在封建王朝的商帮，从一出生便注定了它衰落的结局，晋商徽商，自不例外。
商帮的崛起与兴盛在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上反映了明代经济鼎盛时期的风貌，持续到清朝中后期，由于连年征战等种种复杂的原因，商帮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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