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海外校园》)
苦难的分解
这个年代,谈论“活着”已经不再新鲜,这属于余华那个年代的人所应当关心的。他通过一部简单的小说,叙述了“活着”的问题。这部小说,很单薄,却将中国的近现代史囊括其中,并且不采用宏大叙事,一反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天下的荒唐扯淡,而是透过一个小人物细枝末节的生活经历,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面貌,“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话用以形容此作正合宜。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余华类似,都是将小人物摆放在历史的钟摆上,让读者透过他们,去倾听远古的哀歌。至少对我来讲,每当想起主人公福贵,便想起爷爷辈经历的三年自然灾害,还会想起文革惨案。
太多时候,人疲于奔命,总是幻想着未来与明天如何,却对过去不闻不问。对此,毛泽东的一句话我百分百认同:“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我的理解是,他不是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历史,或背叛一个国家在建立初期的艰难,而是说,一个人如果忘记从前,那么也不会有未来可言,也不再可能感知活着的幸福了。对个体来讲,丧失对幸福的感应力,活着本身,永远只是戴着脚镣跳舞。
从前,可能与童年有关,也有可能与并不幸福的岁月有关。
有一段时间,我扬弃了阅读生活,认为这不能带给我丝毫现实利益,其实,说的再直接一些:读一本书换来不了一个面包。无形中,我落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漩涡。时间日久,明显感受到生命的肤浅,思想日臻平庸,活着的空间完全被虚无占据。在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打击或挫败时,思维的功用便大打折扣,一反从前的多向思维,难以调解心理与外界的冲突,于是,我产生自杀或逃离的念头。
幸运的是,一阵折腾过后,我的心灵逐渐安静下来。妈妈的祷告对我帮助很大。对我来说,她的祷告如同一本精彩的书,其中写满了对生活的感恩,以及在苦难之中的承担。她在祷告中,祈求上帝教导我学会如何去爱。就是这么简单的祷告,被我无意中听到,心中泛起阵阵涟漪。我知道,这一切,源于她坚定地信靠上帝所产生的心灵力量。
当我被更新和被坚固之后,在某一个午后,随手翻阅落满灰尘的书橱——那里曾经是我的秘密后花园,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生命所走过的艰辛的岁月,其中,包括《活着》的主人公,也包括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当然,还有那个不堪活着重负,选择自杀的三毛以及海子,他们忧郁的文字与诗句。
这至少让我明确一项事实:在我痛苦时,有许多人已经先于我体验了最深的痛苦;当我绝望时,有许多人已经走向了不归路。我还意识到,当我和哥们一起吃KFC尚且对生活怨天尤人,有许多人已经早早体验了树皮和草根的味道,并非因为猎奇,而是源于生活之苦。对于逝者,对于海子的母亲,我若夸大自身的痛苦,无疑是一种恶毒。并且,我得以确知,在这个庞杂的生态格局中,找不到一个永远幸福的生命,在这个层面,佛学所谓“众生皆苦”是有道理的,其原因在于我们和永恒已经擦肩而过,或者说,对永恒的漠不关心,对灵性生活的置若罔闻,导致人们面临活着的悲苦,始终难以超越。
一本好书,将你带回一个破碎的世界,看到在破碎的世界挣扎着的每一颗破碎的灵魂,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这会告诉你幸福的方向,使你换一种眼光审视自身的经历。无形中,个体的苦难便被如此分担并分解了。
爱,跨越死亡
我是要说什么呢?我知道,这个年代,“活着”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仅仅是生存的意义,而非生命的意义。并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时代活着的痛苦,远远高于自然灾害时期活着的痛苦。
如果“活着”仅仅代表“生存”,人的生命,与蚂蚁并无两样。我并非贬低人的价值,而是源自深深地担忧。
当下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急剧变革的时期,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都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挑战能否成功,并不以国力的兴衰为标准,而应当以这个国家人民的人均幸福指数为标准。我的理解是,一个国度在新时期的澎湃发展,并不是一个大写的国家的实现,却很有可能对一个大写的人构成灾难,这种影响潜移默化。
令人不安的是,据相关调查显示,中国的自杀率已位居世界之首。89年海子之难,意味着20世纪的中国已经结束。令人难以预料的是,21世纪,竟有越来越多的海子纷纷诀别了这个世界,07年人大博导余虹坠楼、08年华为员工自杀、再到“富士康”员工纷纷逃离……我关注的,不是他们生前的身份与处境,而是想到,生命缘何如此沉重?东窗事发后,很多企业单位为了缓解员工压力,开设了心理宣泄室。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诀别是因为压力过大。若果真如此,压力的根源在哪里?当我看了余虹生前的最后一篇文字《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深深体会到他的死亡并不是哲理性的死亡,他的死亡是对一个没有爱的社会以及没有爱的学问发出的怀疑和抗拒。
面对“活着”这一最根本的人生课题,哲人、企业家、和农夫,得到的是同一类声音:“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所以今天吃喝快乐吧。”
现实,解构了这种活着的格局:吃喝快乐的日子,依然不清楚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吃喝快乐的人,早已对意义不再寻求,人们被悬在一个没有意义的虚空中,与此相关的一切生活的内容,必然是无意义导致的悲剧。在满足了物质与肉体的需求之后,快乐依然不复存在。吃喝仅仅是一个物质的人肉身的需要,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创造主眼中的人,是一个有灵性的活人。这个人活着的根基,应当以神的道建立生命的基础。这个道起初原有,正如生命的原点。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神所说的话,是真理与敬虔的根基,与生命息息相关,与活着息息相关。“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119)。他借着他的话,告诉人们活着的希望在哪里,借着他的话,赐我们智慧应对纷繁复杂的生活格局。透过神借着大自然和圣经的自我启示,确知耶稣基督的救恩何其宝贵,并且因为相信并接纳生命的源头,我们的世界观一分为二。我相信有物化的当下的世界,更有属灵的永恒的空间。对于在路上的人,他开始被赐予眺望远方的力量,他的远方,不是虚无,不是捕风,而是有真理与爱的标杆。就是说,我今生所做的每一件事,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应当经过并且必须经过真理的检验,如此,方能心安理得。
当科学家以最新技术研究一些人的濒死体验后,有一个课题,哪些人能够更坦然面对死亡?得到的答案是,那些较多的感受爱并付出爱的人,更能坦然面对死亡。或者,不仅坦然面对,他们在爱中行走,便已经获得了超越死亡的能力。因为爱里,没有惧怕。
朝着天的方向
汶川地震之后,一场关于重建的话题浮出水面。第一,心理或精神层面的重建;第二,物质层面的重建。第二类的重建相对容易,只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的支援,即可建立一个看得见的家园,而心理或精神层面的重建,则关系到方方面面,不仅对灾民进行心理疏导,更是对作为幸存者提出挑战:我们如何能跨越悲恸,在信心的视野里,看见那看不见的却不被震动的国度?
这场地震之后,人的生命的本质被揭露,脆弱地在自然界中摇曳,一如那根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在许多人高唱“人定胜天”的主旋律中,人们活在一种只有当下,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断裂中。
一些人在汶川地震之后,看到了一个希望:灾难中爱的实现。于是,方才恍惚中醒悟到原来灾难之前的岁月,我们离开爱已经有许多年。爱的精神重建,是告诉每一个幸存者,应当从爱的原点起步,从此时此刻开始。
因为,有一种现实摆在我们面前:那些逝去的人若想再爱,已无可能;那些幸存者若不调整步伐,随时会与永恒隔离。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我记得余秋雨春节时参加马东的访谈节目,末尾,马东问及他2010年的打算,事实上,马东问的是他的写作打算,此时,余秋雨不再谈论写作的话题,他真实地表达了自身的忧虑,大意是,面对这个灾难频出的世界,他也不知道人类的希望在哪里。我当时有一个感受,从前青歌赛上的余秋雨,意气昂扬指点江山,人类历史尽在龙飞凤舞之间,然而,那夜我却看到他相对沉默内敛的形象,我感受到他的无奈和深感局限所表露出的适当谦卑,他不知道他的希望在哪里,然而平凡的愿望,能在活着的时候,做一些有益的事。我认为,这不是炒作,他的话中带有明显的忧伤的情结。
日后的岁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恐慌裹挟着人类脆弱不堪的梦想,无论从科学角度,或神学角度。博尔赫斯所谓“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的哲理性叙述,终必成为现实。世界,正走在变丑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无数鲜活的生命之火已相继熄灭,或者被动,或者主动,也就是自杀。
神在流泪。
耶稣说:“无知的人哪,今夜若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一切要归谁呢?”
耶稣同时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我们随时有可能面临死亡,那么,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或者说,我们学会去爱了吗?第二,耶稣将灵魂的超越与今夜的当下联系起来,他是说,与真理同在的永恒,是与当下息息相关的。
当永恒分解于当下,融入于每分每秒,我们才能说:永别了,灵魂的孤儿。与肉身一起上路,朝着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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