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理想
从文化传统上来看，中国的文化从形成之初，就有一种“天下”观念。尤其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处于地理上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加之农耕经济的发达，使中国在古代无论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处于地区以至世界的领先地位，在区域内具有压倒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更强化了中国人的这种意识，由此还催生出了朝贡贸易。从历史上看，中国对于周边小国主要采取了怀柔、教化的政策，而非侵略和掠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侵略性弱，强调和谐共生，这也是农业文明的特点。
即使中国的相对国力贫弱到最低谷的20世纪初叶，在陡然面对列强四起的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生态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仍隐约怀有一种“天下大同”的意识。这是一种富于智慧的东方精神，和西方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式的思想底蕴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精神有利于世界的长久和平与繁荣。到了二十一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自身并未完全摆脱贫困的情况下，仍大举支援了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建设。排除国际政治斗争方面的考量，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经营“天下”的意识的延续。
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曾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呈现出重大变化，多边国际合作步履缓慢，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兴盛。以WTO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组织因持续经年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至今仍陷入困境，多边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与此同时，WTO的成员方纷纷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之中，到目前为止，其159个成员方中有158个已参与到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而“一带一路”正是我国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战略选择。
全球经济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紧缩、“去杠杆化”仍在持续，美国“财政悬崖”、欧洲债务危机都远未解决，世界经济低速增长，随时面临下行风险。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催生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各国加紧抢占战略制高点。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强化，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正在兴起。一些国家为促进就业，扶持本国产业，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尤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和投资审查增多。与此同时，贸易壁垒的形式也从关税壁垒转变为非关税壁垒。
据世界银行统计，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中有17个国家针对中国推出了78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47项已经付诸实施。国家商务部公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0年春季）》指出，世界经济复苏存在着整体或局部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宏大战略，也意味着构建国家安全战略。从中国当前面临的世界安全形势看，一些国家仍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冷战思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存在着围堵和遏制中国发展空间的意图，以便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中国在战略空间上“东出海”“西挺进”，实现陆上和海上战略互补，开辟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从而打破来自外部势力的战略围堵意图。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深度调整，欧亚板块经济地位的上升改变了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部署。“一带一路”所囊括的区域为欧亚大陆，在地缘政治领域，欧亚大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定义的“世界岛”，也是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地缘政治中轴”。中国与欧亚大陆的地理关系主要分为三个层级，中国西部地区（西北、西南）是欧亚大陆腹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东部地区是欧亚大陆的大周边，而整个中国是连接亚欧大陆和亚太板块的重心。
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也恰好可以利用领土相接、经济相联的地理特征，加深发展与有关邻国的互惠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利用各自的资源和地理优势，在经济建设上形成互补，构建经济共同体，并使这些国家共享中国经济腾飞的成果，进而形成命运共同体，建立和谐共荣的周边环境。将不利的环境转化为有利的环境，这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可以预期的一个重要战略成果。
从国家长远战略利益看，没有一个安全的“大周边”环境，没有亚欧非地区的安全环境，中国的发展将是高成本、难以保证和难以持久的。周边安全、合作伙伴安全是中国长远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同时，当今世界的安全不是单向的、孤立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只有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才能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为“新常态”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发展速度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发展期。“一带一路”战略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时期，打造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战略决策。它意味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引进投资、建设产能，转向对外投资、输出产能，实现产业升级，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困境”。它将深刻地改变中国的经济生态面貌。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呈现出的主要特点是：
(1)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不再单纯追求GDP的数量和增速，而是主动放慢速度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2)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中国经济不再笼统地追求各行业的全面增长，而是实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
(3)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使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从世界近现代的经济史来看，在欧洲近代崛起过程中，工业化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先是有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然后进入中速增长期，最后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时期。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率约为31%左右，这表明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长期下行的阶段。
中国目前正经历经济产业升级、国内经济结构持续调整，需要在更广阔的市场范围内进行改革。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建设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一带一路”战略既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国内转方式、调结构、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对外投资有助于平衡中国地区发展。尽管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东西部地区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根据2012年《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分别为71. 57%、60. 35%、58. 22%和62. 04%，西部地区仍然相对落后。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东部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的布局一直未有令人满意的效果，数十年来，东西差距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以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主要依赖财政倾斜和相关政策优惠，西部仍然只是中国的西部，而没有变成欧亚大陆的中转站和连接中国与更广阔地域的发展中间地带，这种方法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问题，未能实现东西部要素的有效流动和经济互通，未能使西部的欠发达地区有机融入发展经济圈内。发展“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可大力拉动西部经济增长，西部的经济发展格局将从原来的“东部带动西部”的单线拉动，扩展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东部经济圈”的一体两翼，使得西部地区周边形成经济圈，助力其有效融入。另外，西部省份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桥头堡”还可进一步找准自身定位。
如果按照“中等收入困境”的思路，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如何突破这个困境，把自己提升为高等收入经济体。“一带一路”建设可谓是中国在政府层面上主动出击，突破所谓困境的积极战略。
走出去
“一带一路”倡议被誉为是中国“第三次改革开放”的标志。前两次改革开放的标志分别是深圳特区的建立和中国加入WTO。和前两次以引进外资为重点的改革开放不同，“一带一路”的着重点在于对外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主要致力于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模式。这种以“引进来”为主的模式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但到了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约在14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据大约高于中国利用外资200亿美元，中国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位列世界第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中国6600亿美元的存量只占世界的2. 5%，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中国的海外净资产相当于日本的一半左右，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中国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跨国性指数( TNI)来衡量中国对外投资质量和水平，目前中国跨国性较强( TNI超过20%)的企业寥寥无几。
为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进程，中国近期实行了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确立“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新型管理模式。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除金融企业之外的企业事项，98%的内容都不需要审批，只需备案。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一些企业在技术、资本、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率水平降低，更应当积极主动地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发挥行业的优势，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加强对外投资，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拓展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布局，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释放过剩产能
按照世界公认的标准，当一个产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75%时，就属于产能严重过剩。按照这个标准，目前中国的39个行业中，有21个都属于产能严重过剩。
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一方面不得不限产减产，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地增加市场需求。在国内进行基建建设只是解决产能过剩的途径之一，例如国内实施的“京津冀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另一种解决途径，就是开拓海外市场。
“一带一路”战略是全球经济新格局下的“泛亚铁路网”。1960年，几个亚洲国家对修建新加坡到土耳其的铁路干线进行了可行性研究，但因干线沿线国国内战乱、国家冲突等因素难以实现。20世纪90年代，随着各国局势逐渐稳定，泛亚铁路再次被提上议程。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于1992年启动了亚洲陆上交通基础发展项目，并经过十多年调研，于2006年4月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第62届大会上，通过了《泛亚铁路政府间协定》，同年11月，泛亚铁路涉及的28国中的18个国家（包括中国）代表在亚太经社委员会运输部长会议期间在协定上正式签字。“泛亚铁路网”是欧亚国家对推进亚太地区整合的宏大蓝图构想。
目前，制造业和基建行业这两个是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国内市场严重饱和的行业，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却占比极低。“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将有效为这两个行业开启新局面，将对外释放产能与国家战略有机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制造业落后、基建设施不足等问题。
“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需要首先建设顺畅的交通动脉，铁路、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将处在优先的位置。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不断推进，高铁、高速公路、工业园区、城镇化建设等都将对建材产品的市场有所拉动，特别是中国西北部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最具有建材市场空间深挖潜力。
根据《愿景与行动》文件的精神，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沿线国家将共同推进国际主干交通通道建设，合作开展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仅“一带一路”的“六大走廊建设”中的高铁建设总里程预计将达8万公里以上。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和基建以及相关行业需求的巨大拉动能力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得到释放。
总的来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资金+技术+产品”配套转移、走出去，将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目前一些行业严重过剩的产能寻找到新的“出路”。
优化外汇储备
伴随中国经济高速运行和加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大。中国对外资产的负债结构可谓不尽人意。虽然有巨额的净资产，但同样存在净值负收益等问题。
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与中国经济基本面转好有密切关系，也说明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同时巨额的外汇储备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安全问题。由于投资渠道有限，中国外汇储备也存在着利用效率较低的问题，基本配置在发达国家，且以购买国债资产为主。这些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可以作为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的资本金，通过资本运营，也有利于向周边国家输出国内的过剩产能。
“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推动中国与广大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共建，从而拓宽中国以非外汇储备形式持有外部股权债权的空间，有利于提高中国储蓄在国外的配置效率，在造福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同时，也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资源安全
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总量大，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消耗速度惊人，尤其是对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需求极大。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占到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22. 4%。而且由于中国仍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能源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
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每年都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过高的依存度使原油进口的生命线显得十分脆弱。近60%的石油进口依赖度和超过30%的天然气进口依赖度，使中国国家安全系数大打折扣。
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供给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行业与国家经济、军事安全以及大气防治、新型城镇化、经济改革等重大课题均密切相关。安全、顺畅的能源通道可谓是国家经济建设的生命线。
中国不仅面临着进口油气资源总量持续攀升的局面，同时获取资源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进口油气通道的安全性更是令人担忧。中国主要从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进口油气资源，所进口油气中80%的运输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的油轮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3倍、经过巴拿马运河的5倍，作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马六甲海峡运输能力已趋于饱和。这里海盗、恐怖分子活动频繁，劫掠事件时有发生。中国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给能源供应带来潜在的威胁，以致于人们称之为中国的“马六甲困境”。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为中国极大拓宽能源和原材料输送渠道。
众所周知的是，“一带一路”经济带覆盖了诸多资源大国，集中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以及伊朗、沙特等重要的油气资源国。《2014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一带一路”的油气储量分别为461亿吨和10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的20%和56%;油气产量分别为12. 1亿吨和1. 4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的30%和43%。
根据海关数据，2013年中国进口天然气总计529. 3亿立方米，其中管道进口天然气占比53%，来源国为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缅甸和哈萨克斯坦；进口LNG(液化天然气)占比47%，来源国除了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其余均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辐射的范围内。
加强与“一带一路”油气资源国的合作，不仅可以扩大油气来源，稳定供给量，而且可以实现运输通道的多元化，降低对马六甲海峡油气运输通道的依赖度，提高进口油气资源的安全系数。如果“一带一路”的既定目标顺利实现，届时中国将拥有东北方向从俄罗斯、北部方向从蒙古、西北方向从俄罗斯、西部方向从中亚和西亚及东欧、西南方向从巴基斯坦、南部方向从泰国和印尼、东南方向从南美洲向中国输送能源和原材料的通道，从而在破解能源进口的“马六甲困境”上又进了一步。
此外，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问题。
有专家这样总结“一带一路”框架下能源合作的重大意义：
首先，能源通道合作有利于油、气、煤等传统能源“引进来”。“国家能源战略”提出，要坚持投资与贸易并举、陆海通道并举，着力拓展进口通道。东北(中俄油气管道)、西北(中亚油气管道与中俄油气通道)、西南(中缅、中巴油气管道)和海上(波斯湾、印度洋至马六甲海峡的油气航线)等四大战略通道，加上中吉乌铁路、欧亚大陆桥等通道，都有利于中国能源的来源多元化与能源安全。
其次，有利于光伏、风能、核能、电厂技术装备及过剩新能源产能“走出去”。沿线国家巨大的市场潜力，为中国富余新能源产能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能源“走出去”战略将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从资本技术密集型向高附加值型升级，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再次，建立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共同能源交易市场，有利于实现区域能源一体化。“一带一路”连着能源产地、能源通道与能源市场，有利于能源产业链与价值链一体化。
最后，有利于扩大开放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一带一路”内的能源合作，有利于推进物流、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使区域内各经济要素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带动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和发展,形成新型跨区域一体化格局。
“一带一路”的新丝路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相关国家的积极反响和国际舆论的密切关注，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合作更被认为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中之重”。中国可以通过技术、装备出口，工程队伍走出去合作开发能源资源，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全球开放的格局中得到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
按照《愿景与行动》文件，中国将与周边国家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同时，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
目前，中国的境外资源输入已形成西北、西南、东北、海上四大油气战略通道，包括中俄、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海上油气进口通道。这四大油气战略通道均包含在“一带一路”的地理版图之中。中国将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对俄罗斯、中亚、东南亚、欧盟等主要区域形成辐射效应，建立“能源自由贸易区”。
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一带一路”上最顺其自然也最受人期待的“终极成果”。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实力对比的演变，国际货币体系与特定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会发生相应调整。虽然新兴经济大国的经济地位与其货币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地位并非在历史上所有阶段都一致，然而二者终究会实现其内在的一致性。
共建“一带一路”经济带倡议将探索使用区域内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和发债融资等金融与货币合作途径，中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导国，人民币国际使用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
有专家称，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配套融资机构，无论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还是“丝路基金”，在运行的初期仍将会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但是在运作成熟之后，将会逐渐鼓励使用人民币结算。这样就会以投资的方式把人民币带出去，推动人民币的计价结算，带动人民币在亚太地区的使用和流通。
人们会做出这样的设想，终有一天，人民币或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国际间结算货币，进而推动人民币在世界更大范围内成为主要结算货币，甚至于改变当前美元一家独大的世界结算货币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世界金融秩序。
在“一带一路”规划中，在亚欧大陆高铁工程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中，中国将成为主要出资国、主要技术输出国、主要工程施工国以及主要劳动力输出国。如果这些项目的建设主要由中国提供贷款，同时沿途国家贷款并引进中国企业进行相关的施工建设，则涉及到的资金将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应该看到，人民币“出海”的步子愈加稳健。在2014年9月，英国发行了30亿元人民币债券，人民币也因此间接成为了英国储备货币，这代表着英国这一老牌发达国家对人民币的信任，这昭示着人民币在国外的储备地位大大提升。中国还与俄罗斯等国家签订了价值3万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有理由相信，“一带一路”是增强人民币实力的窗口，政策推动、企业加速“走出去”都将为人民币编织一张更广阔的国际网络。
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产业链的低端，在产品制造业的国际化分工中，扮演了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达国家输出廉价加工品的角色。经过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历练和壮大，中国已经成功转变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
此外，上一轮由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几十年的持续增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中国通过30年在美式全球化环境下的血汗打拼，终于换来了一个一线大国的坯子，但这仅仅是序曲。
中国将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格局，进而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致最终的货币，即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未来，中国一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扩大合作领域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也会显著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可谓是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大部署。
全球政治进入“再平衡时代”
人们可以预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深刻改变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推动全球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推动新的全球一体化秩序的形成。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被一些学者看作是中国版的“亚洲再平衡”战略。
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提出的。从本质上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要维护东亚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从属于美国冷战后建立的地区秩序，事实上是维护一种不平衡秩序的战略。例如美国推动的TPP建设，在世界舆论看来，虽然也寻求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其把掌握“下一代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意味也颇为明显。
与美国这种制衡性的、基于秩序考虑的战略不同，作为“中国版的亚洲再平衡”的“一带一路”倡议，其最直接的追求目标是提升亚洲内部的一体化水平，实现亚洲经济的均衡增长，是从合作出发的、基于亚洲经济发展考虑的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将彻底改变亚洲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局面，塑造一个一体化的亚洲，同时，将对亚太地区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在“一带一路”倡议所连接的亚欧版块上，居住着全球大多数的人口，有着全世界重要的原料和能源产地、巨大的市场，也是全球重要的科技发源地。一旦“一带一路”顺利推进，带动上述资源完成整合，可以预见亚欧大陆未来将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在全球将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从而改变美、英等国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建立的海权国家的地缘优势。有人甚至这样预期，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推进，世界中心也许会逐渐由以往以“美——大西洋——欧洲”为核心的“基督教文明圈”，开始转向以“中——欧亚腹地——西欧”为核心的“多元文明圈”。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以及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区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将从地区战略目标转化为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战略手段之一。
当然，“一带一路”并非仅限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而是亚欧大陆之间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行动。不过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已经并将继续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特殊作用。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有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最好合作发展伙伴，中国和平发展事业也有望从中获得广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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