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看到信号兵和司令官在角色定位和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
当局者和旁观者看到同样的信息时,他们对信息和感知材料的加工方式是不一样的——相对于侦察兵,司令官也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者说,司令官根据材料进行演绎推理的时候,无形中受到了一种力量制约,这种力量叫“动机性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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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感性是马车,理性是马车夫”。“动机性推理”就像是马车夫在驾车,而各种材料就像是马车。马车是整个行走过程的基础,但确定马车走到什么地方的不是马和马车,而是马车夫。
所谓“动机性推理”就是:你的各种感知材料和信息,形成一个认知基础,而你的动机在悄悄驾驶着这辆马车。同样一辆马车既可以走到这个地方,也可以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中间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动机。
“动机性推理”里有一个特别不容易觉察的东西——维护自身的正确性和一贯性:
正确性:人在形成认知的时候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没有意识到的冲动——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一贯性:也是一种冲动。不管这些材料看上去多么杂乱,甚至是矛盾冲突的,无论我们多不能容忍这些感知材料之间彼此抵触的矛盾性,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背后的动机扮演着一个“家长“的角色——当孩子有了矛盾以后,家长认准哪一方对,就强行按住另外一方,让他闭嘴。这是我们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候身不由己遵循的一个规律,甚至可以说,这种一贯性是我们认知的一种原罪。
我们的认知自带某种傲慢和偏见,当你处在当局者或决策者位置的时候,你不可避免地会受这种力量的制约——只要在那个场域里,你的思维方式就只能够遵循和受制于这种力量。
相对于当局者或者说司令官,侦察兵的预判很少,他没有明显的动机,也不像司令官那样有明确的动机指向性。侦察兵唯一的动机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取各种信息,即使这些信息之间是矛盾冲突的,是没法解释的。因为他的功能就在于收集这些信息。
侦察兵和司令官形成的状态反差是:侦察兵有一种自然的谦卑,他没有动机性推理,没有认知的傲慢和偏见,他能够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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