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并非一片漆黑，里面也常常有理性精神的体现。曾几何时，中央集权、文官制度、言官制度、科举取仕等，都代表着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文明。
其中的善待民意，不仅仅体现的是君王的修养，更是一种理性的政治精神。
周代的“宪法”就规定了“三朝”制度。所谓三朝，就是燕朝、治朝和外朝。
以天子为例，燕朝和治朝，是天子定期召会朝臣和诸侯，听取各地治理情况、民风民俗，给天子提出意见和建议。外朝则是天子走出宫门，直接面向国都的民众，考察民情，听取意见。
不仅天子如此，周朝的“宪法”还规定诸侯国的国君也必须“三朝”。东汉郑玄注《礼记》就说“天子诸侯皆三朝”。
历史记载的较早的诸侯国君外朝国人，是晋惠公与秦国战败失利，在国都召开群众大会，检讨自己的行为，而获得民众谅解和支持。
大家所熟悉的“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则反映了先秦时期民间议政的实际情况。乡校，既是古代的学校，也是民众聚会议政的场所，可谓妄议朝政的固定形式。郑国大夫然明就建议对这些人进行禁言、销号，甚至毁掉乡校这个公共平台。
子产表示反对，鼓励老百姓对政策的好坏进行评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反应好的，就推行。反应不好的，就改进，没什么大不了的。并说“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防止老百姓的怨言，我听说的是多做好事，哪能靠甩威风呢？
齐威王做得更绝，他曾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对批评君王过错、指责过失的言论，直接奖励。甚至民间的牢骚被采集上来，也要奖励。
无论比修养还是胸怀，都让那些钳制言论的独夫民贼汗颜。据说，这项命令出台不就，燕、赵、韩、魏等周边国家，都因此来朝见齐威王，表示修好敬服。
在古代，善待民意批评，并非心血来潮的偶然事件，而是一项制度。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说：“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意思是说，我写出来，期待考察民情的官吏能够看到。可见，“观人风者”已经成为一种专职的官吏。
其实，早在先秦时代，采集民风民意，就已经成为官方一项行政行为。熟悉《诗经》来历的人都知道，周代专门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体察民众的欢乐和疾苦，以达上听。
到了汉代，更设置了专门的机构“乐府”，其职能也不仅仅是采集民谣，更重要的是“观风俗，知薄厚”。看看老百姓满意什么，怨恨什么，作为制定政策、改进政务的依据。
北宋时期王安石的变法引来一些争议，为了解决这些争议，大臣王之望认为事体重大，不能凭借印象来做评判。于是做了一次可能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大规模官方民意调查。
他的具体方法是：“遂令州县取诸乡税，名为鼠尾帐，家至户到，问其愿否，使各书其名，下分乡编类，愿用旧税户若干，愿用经界户若干，于是究其两党之多少。”简而言之就是调查到每家每户，采集意见，逐级向上汇总分析。
不光是对待民间批评意见形成制度，在官员体系内部，听取反对意见、对立意见，也形成了成熟的监察制度。
记言的史官，除了记录以外，更有向君主进言修正的义务，他们的中国政治文明中第一批监察官员。但由于史官并无行政实权，人微言轻，能否听从，全靠君王个人修养和胸怀。
把谏言作为一项职能，在商朝就有了。不过那时候并没有专门的谏言官，而是有威望的大臣的个人义务。我们熟知的比干，就是一个这样的大臣，只不过他因为谏言被干掉了。
到了周代，谏言成为一种兼职的职能。也就是说，某些官员被赋予了谏言的权力。到了东周，兼职言官的官员形成规模。这些官员所兼任的职能，被称为御史。
到了秦代，御史称为专职的官员，并设立了御史办事机构，拥有朝属下吏。但其职能仅限于检查各级官员的行为，而不能对皇帝本人做出批评。
到了两汉，御史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御史已经位列三公并独立开府，成为丞相的一种。
御史制度发展到隋唐，谏言的职能被单独拿出来，成为一项与御史并列的职能。御史对百官检查弹劾，谏官直接对皇帝行批评之权。
到了明代，御史和谏官的权力达到顶峰。明代是中国帝制时代文官系统最成熟的阶段，包括谏官在内的内阁对皇帝的权力形成实质的制约，最明显的是谏官可以直接驳回皇帝的诏书。没有内阁签署的圣旨，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当然，与这种政治上的清新之风并驾齐驱的，是政治黑暗。甚至后者的发展程度到了清代已经登峰造极，御史、谏官都成为统治者统治各级官员的工具，皇权形成真空。
人的本性，在权力面前最难说谎。在权力不稳固的时候，会尽力表现出清明开通，一旦权力到手，专制的面目就会暴露无遗。
这一点，连公认明君的李世民都难以免俗。愤怒的李世民想杀掉魏征，皇后说：“明君才有直臣。”一句话救了魏征，也救了皇帝。
可是，不是所有君王都有一个好皇后，也不是所有君王都骨子里有着清明的基因。
几乎所有的末代皇帝，都能在钳制言论方面作为案例。暴虐成性的周厉王的“道路以目”，可谓前无古人，用被唾弃。
其实，钳制言论一直与政治清明、善于纳谏相并行。明代早起的东西厂，就担负着打压异见的重要职能。清代的文字狱，更是发展到帝王专制历史上的最高峰。
早在先秦，法家们的著述里，就把民意批评作为大敌。韩非就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意思是最佳的方法是洗脑，洗脑不成是禁言，禁言不成就镇压。
李悝变法的条令里居然有：“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几个人聚会聊天超过一天，就哟啊派员去查问你们在聊什么，超过三天的聚会，直接杀掉聚会者。
幸好这样的反人类、反人权的劣政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执行。
专制统治者钳制言论，表现的是他们的不自信。专制统治者善待民意，表现的是对私产的负责。
要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古代君王而言，维护家产、善待子民，是自然而然的自我存续意识所驱使。如果天下不是你的，却拥有天下之权，大概就只有横征暴敛、与民为敌的驱动力了。
被推翻的帝王专制体制，也是有底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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