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徐渭”没疯，也没杀人
（一）杀人的疯子，真的疯了吗？
四十五岁时，他疯病发作，用生锈的铁钉扎进自己双耳，鲜血迸流，深及数寸，他竟然没有死。他不是那个画《星空》的梵高。
更奇绝的自杀方式，是袁宏道在给他作的传里记载的：他“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
前前后后总共九次自杀的尝试，方法各异，他竟然没有死。他是个杀人犯，他不该死吗？
这个心理畸形、身体畸形、人生更是畸形的人，就是徐渭。他为自己做的年谱，就叫《畸谱》。
徐渭的疯，不仅在自杀。他还在四十六岁的时候，杀了自己的妻子张氏。《畸谱》中只有一句话带过：“杀张下狱，隆庆元年丁卯。”
然鹅，他发疯，却是因为怕死！
据《明史》载：徐渭“藉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
他怕被攀附严嵩的胡宗宪牵连。那么，这个“遂”，就留存了一种可能：徐渭惧祸，故意装疯。
别人或许会因这种处境，装疯卖傻。但徐渭不像装的。因为他杀了人，这只会助他的敌人敲定他的死罪，并不能帮他开脱。
在过去的人生遭遇里，他自幼就开始和人打官司。他是个容易招惹是非官司的人。
他同父异母的长兄去世，家产被无赖尽数侵占；他打官司，他岳父花了三百两左右的白银帮他打点关系，最终还是败诉了。都不知道这是不是人品问题了。
人家官府也是有理有据的：因为他是上门女婿，户籍便不在徐家；且他长兄抵押家产借高利贷，死了还不起，自然该拿家财抵债。
于是地方官竟然秉公执法了。
按说徐渭该杀人偿命。可巧赶上大赦天下，关了八年，就给放出来了。
这八年，他竟啃下了《周易参同契》这烧脑的万世丹经之祖，并为之作注。其与友人间信件往来问答《周易参同契》的问题，竟逻辑缜密，调理清晰！
他的注释竟是从义理逻辑上入手，大反传统丹道一派的牵强附会，亦有别于朱熹的义理发挥。能做出这样的学术研究，虽不能证明徐渭没有疯，但起码可以说明他在没发疯的间隙时是非常理智的！
用这种方法做学术，对徐渭自己的思想而言，无疑提升巨大！徐渭师从心学门人，而他自己的特质禀赋，易使心学误入狂禅。但有了这番学问功夫，自然有理来平衡了。
（二）猜疑嫉妒和杀妻的原因
同乡陶望龄为他作传，写到徐渭杀妻一节，说：
“渭为人猜而妬。妻死，后有所娶，辄以嫌弃。至是又击杀其后妇，遂坐法。系狱中，愤懑，欲自决。”
从这段文字来看，徐渭杀妻，不是因为他发疯，而是因为他猜忌易妒。这就是精神病和心理疾病之间的区别。徐渭真的有病吗？
市井流言却是另外的版本，如冯梦龙《情史》说：
……见一俊僧，年可二十余，拥其妇于膝，相抱而坐。渭怒，往取刀杖，趋至，欲击之，已不见。
首先，老婆偷人被捉双，那就是过错方嘛，一纸休书的事，何必杀人？难道是觉得受了羞辱？
嗯，话说，这徐渭可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他自幼是个熊孩子，和同窗的张氏兄弟玩耍，玩的可是人张家的马，不着鞍辔，直接骑！张家是世袭武官，那马儿，可是战马！
徐渭学过剑，只可惜没学成。其时倭患，友人斩杀了倭寇，将作为自己战利品的倭刀赠予徐渭。那时身为教书先生的徐渭兴奋不已。
故而徐渭家中有刀杖，便不足为奇。但真正习过武却又教书的人，倒是更能管住自己的暴力呢。当然不排除徐渭是例外情况，只是习武或性情却也就不足以说明他杀妻的动机了。
至于徐渭设计害死和尚，然后产幻看到这和尚睡他媳妇儿，就纯粹是市侩无稽之谈，笑笑就过了。
若按古人对“心病”的解释，李肇《国史补》里倒是有一段讲“心病”的：
夫心者，灵府也。为物所中，终生不痊，多思虑，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徐渭是有这心病吗？这心病“终生不痊”，却未见徐渭聘张氏前有过什么疑妒！
徐渭杀妻，疑妒并不足以成为动机。只是史料局限，分析到这里，权且存疑吧。
另有一些“笔记”，本不是话本小说，却像稗官野史一样讲故事，就又像小说的，记载着徐渭的各种八卦轶事。
这样的叙事，倒是将“徐渭”在叙事中变成了一个符号，然后可以安置于各种叙事结构的主角位置了。
当一种文化开始演绎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物在文化文本中就失去了他自己本身，而存在于对他这个符号的诠释中。
我们接下来的两节要论证的命题“徐渭是中国古代第一诗人”就是在讨论作为文化符号的“徐渭”，而不是真正发疯杀妻的徐渭。然鹅真正的徐渭是否杀妻，又是否发疯，本也是可以质疑的。
观徐渭的画，虽自然率性，其运笔落墨却法度森严，暗合道理，一派冲和苍笼、生生不息之气象。如此大道造诣，怎会是出自疯癫之人？
徐渭疯了，但不是一直疯着。他写诗作画的时候，不仅没有疯，甚至还在证明着他没有疯，甚至，这个证明对他也可能是一种治疗，让他走向痊愈，走向彻底没有疯！
所以，我们研究的，是写诗作画的徐渭。这个徐渭，没有疯！
（三）当时相见各青春
徐渭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也许是和他的第一位妻子一起度过的。
徐渭中秀才那年，他的表兄在北京遇到了潘克敬。潘克敬是绍兴富商子弟，在锦衣卫任名法给事。
潘克敬一听说徐渭的“神童”事迹，就认定他是支蓝筹股，便询问徐渭详细情况，得知徐渭未娶。恰好自己的女儿待字闺中，就有意于徐渭。
当时正好徐渭长兄主持家事。这败家子儿没个管理能力经济头脑，偏偏喜欢炼丹求不死，家财耗得也差不多完了。
按说当时徐渭那样的人家，娶妻彩礼钱少说要二三百两银子。徐渭的大哥一哭穷，那潘克敬却也不介意，就问徐渭愿不愿意入赘。
徐渭本来就和他大哥不和，因为他大哥不想他再耽误在科举之路上了。想想看，当上门女婿也好，起码潘克敬支持自己科举。
婚礼那天，徐渭才知道自己捡到宝了。
婚礼当天的情景，在徐渭的诗《嘉靖辛丑之夏，妇翁潘公即阳江官舍，将令予合婚，其乡刘寺丞公代为之媒，先以三绝见遗。后六年而细子弃帷，又三年闻刘公亦谢世。癸丑冬，徙书室，检旧札见之，不胜惋，因赋七绝》中有描写。
对，你没看错！诗的标题就算一篇小序了。
其二云：
华堂日晏绮罗开，伐鼓吹箫一两回。
帐底画眉犹未了，寺丞亲着绛纱来。
其五云：
掩映双鬟绣扇新，当时相见各青春。
傍人细语亲听得，道是神仙会里人。
“各青春”具体多少岁呢？徐渭二十一，潘氏十四。
那年大摆筵席，锣鼓笙箫，她在镜前梳妆未成，那证婚的寺丞便身着绛纱赶到了。似乎都盼那良辰快一点到。新人的心里，也敲着鼓呢。
新婚的器物都置办的新的。映衬你双鬟的绣扇是新的。初见你妆成的模样，竟是我从未见过的美丽。仿佛有你的日子，我的一切都可以美妙起来，一切从新开始。
这韶华美妙，终究留不住。这些美好事物，那双风华佳人，都是“当时”物与人。当时相见，各青春，四目相对，怦然心动。却如今，阴阳相隔。
徐渭与潘氏，是相依为命。他们能懂得彼此。
潘氏自幼丧母，依靠继母罗氏抚养长大，对继母和家中老少以及童仆都小心谨慎，唯恐惹出是非。
好在潘克敬心里爱着这小丫头的。有次还给了她十两银子，担心她和徐渭的零用钱不够花。潘氏担心惹人闲话，就把这银子给她亲哥了。
徐渭还不如她。徐渭是他父亲续弦苗氏的陪嫁丫鬟所生。他出生百日，丧父。他十岁那年，苗氏让他亲生母亲滚蛋。苗氏却又待徐渭极好，胜似亲生。徐渭那同父异母的大哥，不仅与苗氏不和，也与徐渭不和。
就这同病相怜，让潘氏懂得体贴徐渭，言谈举止，皆顾及徐渭的感受。这个治愈系的小萝莉娇妻，让徐渭真正惜情。
然鹅，潘氏除了对徐渭好，她还有别的选择吗？
（四）后妈楷模
那些和你相爱相伴的人，有几个能陪你走到最后呢？
徐渭父亲入世后，苗夫人便与徐渭相依为命。徐渭十四岁那年，苗夫人重病将死。徐渭磕头出血，请求以身代死，三天三夜没有吃饭。
徐渭在《嫡母苗宜人墓志铭》中写道：
其保爱教训渭，则穷百变，致百物，散数百金，竭终身之心力，累百纸不能尽，渭粉百身莫报也。
苗夫人去世前，紧紧咬住徐渭的手臂。
那年她将远嫁徐家，她的老母亲送她出门，依依不舍时，也咬住了她的手臂。
今日她又将离去，将与她这视若亲生的儿子生离死别。也许她想起了她的母亲，她体会到了母亲当时的不舍。
（五）从疯子到疯子
徐渭疯过。他晚年穷困潦倒，卖画为生，那闭门不出、远拒权贵的行为，在世人眼中，未尝不是另一种发疯。如此说来，他其实青年时就已经疯了。
疯子有两类。
第一类把自己心中的信念当做世界上一切行为的意义，于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委曲求全，哪怕是为这信念粉身碎骨，因为这信念，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他们的生命。一切都没了，那一切的意义，又该从何说起？
第二类把这没有任何意义的荒诞，用自己的人生演绎出来，于是这没有意义的荒诞反倒成了他们活着的意义。然而这番演绎才是悖论的根源：从荒诞中孕育出的生活的真正充实，从荒诞滑落到虚无的绝望与迷狂的交替，这二者的界限都被那行为艺术式的作秀生活模糊了。没有意义，才照见生命；没有意义，才直面死亡。这生与死，又该拿什么意义来做取舍？
徐渭疯了。这个说法不准确。应该说，徐渭疯着。
他从第一类疯子，变成第二类疯子。
徐渭疯着。所以，他比同时代的那些人都活得真实。因为那个时代，已经颠倒了。
他没有落第腐儒的麻木不仁，没有幕僚师爷的明哲保身，更没有一个想要出头的读书人该有的趋炎附势。
他只是跟着自己的真心在走。
（六）心学的底子与文化的论阈
徐渭师从季本学习心学。季本是王阳明的学生。
徐渭《畸谱》“师类”还有一位被他视为师长的人，王畿。王畿也是王阳明的学生。王畿和徐渭是远房亲戚，而王徐两家关系还挺好的。
季本与王畿对“致良知”的理解不同。季本认为“警惕”是致良知的功夫。
其著《龙惕书》云：
今之论心者，当以龙而不以镜。龙之为物，以警惕而主变化者也。理自内出，镜之照自外来，无所裁制，一归自然。自然是主宰之无滞，曷常以此为先哉？
王畿论“致良知”以“自然”为宗。
其作《答彭山龙镜书》驳季本曰：
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贵自然，警惕时未可自然，自然时无事警惕，此是堕落两边见解。《大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谨恐惧，未尝致纤毫之力。有所恐惧，便不及其正，此正入门下手工夫。
徐渭身兼两家传承，著有《读龙惕书》一文。他在文中说：
惕之与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于自然也。
此说看似调和两家，并偏重季本“警惕”之说，实则认同王畿对区别警惕和自然是“堕落两边见解”的论断，故徐渭也说“非有二也”。
自然是警惕之体，那么，学人日常下功夫，就离不开自然之用，那仍就是要在惕，才有个入手处。否则一来都自然了，那便都没有什么自然可言了。
由此来看徐渭治学的风格，是极为沉稳的，多在思忖后再做定夺，且不走极端，务求无遗漏，更求务实。
若真是跟着王畿学习，是那些轻浮自大的人，王畿也不会不教他们“警惕”。这学问上的“功夫”，若一味抠字眼儿看，本就一定程度地脱离功夫了。徐渭这观点，倒是在向真正的功夫上回归了。
季本对徐渭的才华颇为赏识，在著《诗说解颐》时，曾征求他的意见。毕竟这才子诗是很有造诣的。
徐渭在《奉师季先生书》之三中说：
其中有不尽者，则以《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自古乐府亦已然。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不知夫子以为何如？
这段文字的重要之处，就是说明了起兴的作用，并指出了起兴的民歌生态。因此，徐渭对《诗》的考察，是将诗经文本视为文化文本来讨论。
徐渭的讨论结合了各地民歌的起兴特征，并从创作心理做出诠释。这与传统学者从起兴与中心思想的关系来作意义说明，很是不同。
将文献作为文本，其实是要将文献作为文化文本。
徐渭从文献走入文化，从书斋走入市井，说明他确实是务实的性格。这种人要发疯，那可不容易啊！
徐渭时候的明代诗坛，复古风大盛。复古派的诗讲复古，那是形式上的复古，只是模仿汉魏六朝诗歌，取材命义并无出新。
徐渭对起兴的民歌还原，才是诗的真正意义上的追本溯源。复古派推崇的汉魏六朝诗风，由徐渭对民歌的分析来看，才可以把握其创作的心理活动。
这一节，我们对徐渭是否真的发疯表示存疑。我们认为，从诗歌研究出发，则徐渭没有发疯，徐渭杀妻与他作为诗人并没有必然联系。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下一节，从诗与文化的关系出发，开始论证“徐渭是中国古代第一的诗人”这一命题，会进一步讨论徐渭“真我”说与心学的关系。明天更新～
大家冬至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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