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6日 星期五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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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4，5月，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事件。同年夏天，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将这些儿童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
这时，天津又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民间开始传言这一切都是这些洋人做的，反洋教情绪高涨，从而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冲突。这就是历史上的“天津教案”。
闭关锁国的清朝，从官到民本能地排斥外来的洋人和洋文化，对洋人敌意很大。
事件演变到最后，就是一些传教士在内的无辜洋人被群情激愤的天津百姓群殴致死，甚至开膛破肚。这起事件最终上升并影响到国与国的外交关系，甚至发展到战争的边缘。
朝廷下令曾国藩来查办此事，务必要给国内和国际舆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处理结果。作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从法理上来说，此事并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他完全有理由拒绝，但他还是接下了这个出力不讨好的任务。
天津教案本身的案情并不复杂，但背后却是一个两难之题。曾国藩是一个有识之士，他是个客观看问题的人，他心中十分清楚，那些引发百姓群情激愤对洋人的指控，绝大部分是子虚乌有的。
但据实相告无法安抚民心。民众要的不是事实真相，而是一个能为他们痛击列强，让他们的一腔热血有所宣泄的主战派领袖。这显然不是曾国藩的作风，因为逞一时英雄，挑起战争于国于民都无益。
但也不能迎合民众的情绪，一味替天津百姓说话。一来是我们理亏在先，在国际舆论和法理上都站不住脚，各国列强也不会善罢甘休；二来当真这么做，势必要引发战争，非但有负朝廷重托，也会让中国失去更多的利益。
所以，曾国藩到天津后，首先摆出绝不开战的态度，以此来杜绝民情继续汹涌。其次下令彻查洋人教会可能犯案的证据，同时给朝廷上奏疏，分析事件真正的起因并不只是一个谣言，而是双方认知上的差异，希望借此平息事件。
然而无能的清政府只将他奏疏中力陈谣言不实的部分刊发，而将他认为谣言兴起的缘由实际上外国人也有责任的那部分内容尽数删去。一时之间，曾国藩从万人景仰的英雄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大汉奸。
曾国藩心力交瘁，自认无法妥善处理此事，写信向年富力强且与洋人打交道经验丰富的李鸿章寻求帮助。
作为曾国藩的接班人，李鸿章不仅继承了曾的沉着稳重和善于思考，在处理问题上更加老辣独到。
接到朝廷安排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的调令后，李鸿章私下与曾国藩商议：既然曾已担负了先前的骂名，索性“坏人做到底”，最棘手的“处置天津教案人犯”一事就由他来解决。毕竟将自己的百姓抓出来明正典刑，是很容易引发众怒的，虽然是罪有应得。
曾国藩在卸任前了结了此事，背负了“卖国贼”的骂名，为李鸿章妥善处理后面的事扫清了障碍。剩下的事，就由李鸿章着手完成。
李鸿章不负所托，妥善完成了天津教案的善后处理。虽然是曾国藩给他铺的路，但他的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这颗政治新星的冉冉升起，也是曾国藩希望看到的。
此时的曾国藩心力憔悴，身体大不如前，而且对朝廷也很失望，心情抑郁心绪低落。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各种顽疾痼疾缠身。一直以来，他都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在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燃烧着自己的光和热。
晚年时，曾国藩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中风后不能说话。在旁人看来，他不应该再为其他事操劳了，必须好好调养身体。但他仍然坚持办公，读书。可以这么说，只要他还能动，他就会将自己一生坚持的信念和习惯继续下去。
公元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油尽灯枯，撒手人寰，卒于任上，年六十二。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也是我们后人学习的典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他的一生都值得大书特书。
他天资平庸，才思和身体甚至都低于常人。却能凭借惊人的意志力和远大的志向，成就非凡的事业。他一生都立志做圣人，尊奉循序渐进，拒绝讨巧和小聪明，一直都是脚踏实地和内观反思总结。
作为一名领导者，他不独揽大权，懂得善待和提拔下属，相互信任，共谋发展。
他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是最受国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他的形象光照千古，为后世楷模，也是我辈仿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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