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江姨

江姨名叫 江建兰，是我们家的保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爸爸妈妈随着南下大军，从河北老家来到湖南岳阳。之前在老家生下了姐姐，他们走的时候姐姐留在姥姥姥爷身边，在岳阳生下我跟哥哥。三年后我的大妹诞生，这一年政府取消了干部供给制，改为工资制。

我们前面的三个孩子妈妈基本都没有奶水，分别是三个奶妈奶大的，因为是供给制，请奶妈雇保姆的费用都是国家负担。妹妹出生后还是没有奶水，妈妈产假上班家中更需要一个帮手照顾另外的孩子。爸爸托朋友从省城的育婴堂请来一位19岁的年轻保姆，她，就是与我们全家共同生活了15年的江姨。

江姨虽然身高不到1.5米，但明眸皓齿眉目清秀，皮肤白净，要不是个子矮了点，她绝对是个很漂亮的女生。江姨来了不到一年，爸爸妈妈调动工作，她也随着一起来到我们后来生活了几十年的老矿山，直到最后终老也没再挪过窝。

江姨1934年出生在湘江边上一座小城，父亲做点小买卖，母亲替人缝补浆洗贴补家用。姐妹二人上学读书，童年时代的江姨日子过得也算顺心。可是好景不长，父亲不幸染病身故，母亲无力继续抚养2个女儿上学，不得已姐姐辍学进了工厂，不久就与同厂一位年纪大10多岁的同事结婚。12岁那年，刚好读完初小的江姨，母亲也得病无钱医治而去世。

接连遭变故打击太大，失去双亲的江姨，由本家族人安排她的去向，江姨是个很要强的女生，而且年纪虽小但是很有主见。族人征求意见时她居然没有选择跟姐姐姐夫留在城里，而是跟了堂兄去到乡下。据她后来自己说，如此选择是因为姐姐已出嫁就是别家人，堂兄再怎么还是本家人。此后这一失足成千古恨，彻底改变了江姨的命运。

堂兄对江姨还是不错，可堂嫂是个厉害婆娘，嫌弃江姨来了多一张吃饭的嘴，实际上江姨到她家应该多了一个干活人，可是那个恶女人始终不能容忍江姨的加入。日子不好过也就算了，一年后堂嫂索性将她“扫地出门”，找了个婆家硬是把她“嫁”出去当了童养媳。

 江姨“嫁”到婆家后，因她人很勤快，又读过一点书断文识字，公公婆婆还是喜欢她的。她那个小“丈夫”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上面还有2个姐姐，都已经出嫁。江姨来到这家人家，比起堂兄家的那个恶嫂子应该还是舒心多了。

解放第二年，江姨刚好16岁，已长成丰满的大姑娘。她生性活泼大方，参加了村里的业余宣传队，与宣传队的一名男生很要好。经常晚上排练节目，去外村演出，一来二去两人日久生情。

公公婆婆听到风言风语，赶紧张罗为儿子办喜事，让他们正是拜堂成亲。但是江姨已经怀孕，不敢对家人说。公公婆婆也心知肚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再说家丑不可外扬，只好忍气吞声地不声张了。

第二年江姨的女儿出生，也不知道是因为丈夫知道带了绿帽子不甘心，对江姨不满， 还是江姨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待在这个家。孩子满月不久她就带着襁褓中的女儿，毅然离家出走，并且狠心地将女儿托付给乡下亲戚代养，自己跑去省城育婴堂（孤儿院）当了奶妈，一年后正当她打算辞去工作时，遇上爸爸的朋友去找人，于是江姨就来我们家当了保姆。

她刚来的时候妹妹还在襁褓中，妈妈没有奶水全靠喝牛奶。前面几个哥哥姐姐都有奶妈，妹妹大些了后还问江姨她的奶妈是谁？江姨说：你的奶妈是“牛干妈”（我们管奶妈叫干妈）。她个子太矮小，还没担水的水桶高，（那时家里是没有自来水的），爸爸下班回家帮她挑水。但是江姨很爱干净，做事勤快又利索，深受爸爸妈妈喜欢。

我们一天天长大，调来矿山后妈妈又接连生了两个妹妹，一共有5个孩子了（大姐还在老家），江姨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洗衣做饭买菜还要管两个小的孩子（我和哥哥已经上幼儿园）。这时候哥哥在岳阳的干妈彭云英写信给爸爸，她的丈夫病逝，女儿生活无着落，请求再来我们家帮工，爸爸妈妈见江姨一天太累，就答应了她的请求。彭干妈来了后她俩分工，干妈带孩子做女红，江姨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那时候洗衣服都是用的搓衣板（可不是专门用来惩罚男人的哦），经过很多年后她的手都起了一层老厚的茧。

江姨性格很倔强，不会阿臾奉承那一套，甚至有时还会顶撞女主人。而干妈完全不一样，很会见主人眼色行事。妈妈最喜欢哥哥而不怎么喜欢我，彭干妈经常当着妈妈的面娇宠哥哥，对我有时候还打骂，做事情也有些阳奉阴违，江姨就打抱不平。她买菜常带着我，有时也会买一个糖给我吃，我每次怯生生地拉着她的衣角跟在后面，碰见熟人会有人问：“小江啊，这个妹子到底是不是她妈生的？怎么一点不像他们家的人咯”。江姨会跟他们急，你们摸乱讲，何解（为何）会不是的咯。

记得有一次干妈给小妹喂饭，让我给她拿一样东西我找不着，干妈就发脾气还拿鸡毛掸子来打我（当然不会打很重，只是吓唬一下，我也只有5、6岁），我就躲在门后边放肆哭，江姨过来牵着我就去厨房给我吃的（这么多年了此时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她们之间也有矛盾，干妈有点耍奸偷懒江姨很看不惯，但是江姨绝不会打小报告给干妈穿小鞋。干妈的女红手艺不错，缝缝补补，孩子们穿的小东西她都会亲手缝制，这一点很讨女主人喜欢。江姨却一点也不会，后来才慢慢学会一些简单的针线活。

干妈待了两年后因女儿亟待出嫁回老家去了，江姨又一个人承担了家务。我跟大妹也上幼儿园，哥哥已经上小学（大姐还在老家没来）。每天早上，江姨老早就起床为一家子做早饭，然后帮我跟妹妹梳洗打扮。

现在还记得夏天我们去上幼儿园，江姨总是让我跟妹妹穿上漂亮的连衣裙，给妹妹扎辫子时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我是短发，她将我的头发梳往一边，然后看着我们手牵手去幼儿园（那时候即使上幼儿园也不要家长送）。

爸爸妈妈工作总是那么忙，似乎永远没有时间照顾我们，慢慢地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父母，尤其是我晚上都是江姨带着睡觉。我老爱踹被子，江姨不知从哪弄来一块白色大矿石，压在我的被子一角让我踹不动，这一招很管用，那么小的我怎么踹得动那块大石头呀。

有一天的早上江姨趁我还没起床先去买菜了，她还没回来突然电闪雷鸣，不一会下大雨。我起床后正坐在痰盂上尿尿，突然一个炸雷将我从痰盂上惊起，吓得我嚎哭。哭声惊动了隔壁的吴姨，她赶紧过来从痰盂上抱起我去她家。

江姨回来不见我，急得不得了，满世界喊叫我的名字。正好被吴姨听到，本来吴姨已经将我哄得不哭了，可是见到江姨我又拼命哭叫，她赶紧将我接回家，心疼地将我一把搂在怀里哄着说：“姨再也不会丢下你去买菜了”。

50年代后期我们又搬家了，搬进一处比原来房子好很多的大房子。我们也长大些了，江姨就让我们几个大一点的自己洗内裤，洗碗、扫地，一来帮着她减轻负担，二来训练我们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房子大了卫生也难打扫了，爸爸妈妈每天上班后，江姨就把他们的房间锁起来，不让我们去“破坏”。有外人来“参观”了或者爸爸妈妈回来了她才打开。她爱干净的程度无人企及，地上掉了垃圾都要弯腰用手捡起来。

江姨一直还要负担她寄养在乡下的女儿，工资基本都寄去了，并且每年都要回老家探一次亲，看望女儿和她的姐姐。每次只要江姨一走，不管去多久，我们每到黄昏时都会坐在家门口等她回来，尤其妹妹们太小还要哭着喊：“姨哎，你何解还不回来咯”。邻居们都奇怪，这一家的孩子，爸爸妈妈都在家，为何这么想念姨？因为爸爸妈妈无论出差还是上班，似乎我们从来不会惦记。

江姨不会做手工针线，干妈走后我们穿的鞋子都要买，她总觉得有点内疚。所以每次探亲都要背一大袋子鞋子回来给我们穿，最记得刚开始时兴尼龙袜的时候给我们都买过一双，那双袜子我穿了无数年。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全国人民都过起了苦日子，江姨的女儿在乡下很可伶，代养人生病无力继续照顾她。江姨很着急，无可奈何将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此时如果江姨离开无异釜底抽薪，于是爸爸利用手中的“权利”，为江姨的女儿办理了城镇户口，将她接来跟我们共同生活。

此举虽然爸爸后来在各项运动中受到影响，但从此江姨再也不提离开我们家，也铁定了从此不再嫁人，死心塌地跟着我们一家。

苦日子才刚刚开始，原本就人多现在又增加一口，生活质量下降在所难免。更糟糕的是老家那边我姥爷生病，姥娘急切盼望妈妈回去探望。接到电报妈妈伤心痛苦不已，离开老家后妈妈除了每年寄钱回去抚养姐姐，赡养姥爷姥娘外，10年了都没有回去看过父母和女儿。

工作太忙没时间固然是因素之一，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负担太重，回一趟老家的开支实在是太大。身边虽然这么多孩子了，可爸爸随时想念在姥姥姥爷身边的姐姐，趁着妈妈回老家省亲爸爸交代，是时候将已经12岁的姐姐接来了，这一年我们家刚好10口人。

自从女儿接来江姨就不再拿工资，爸爸妈妈收入在当时来说还算可以，否则怎么能养活这一大家子啊！每个月都会将收入的一大半交给江姨，由她安排吃喝拉撒。她自己也参加一些家属组织的临时劳动，挣点钱补贴家用。

爸爸妈妈教导我们要像工人家庭的孩子一样爱劳动，生活要简朴。于是江姨就安排我们做家务，姐妹们分工，洗碗，打扫卫生，整理自己的床铺。我们还在后院种了一些蔬菜，浇水施肥都是自己做。 放学回家也会跟着同学一起去木工房捡柴、有些认识爸爸的工人师傅知道后主动给一些木柴给我们。

还有拾煤渣，打猪草、卖废品等活我们都会干。这些在普通家庭很平常的事，只是因为家里有保姆，被人看成是很优秀的举动。后来江姨在我们眼里已经完全不是保姆了，她就是我们家的成员，包括她的女儿小云跟我们像亲姐妹一样相处。

江姨对我们要求很严，教育的责任基本上都交给江姨了。比如不准说谎话，做事不许偷奸耍滑，学校的家长会都是江姨轮流参加（不过那时候家长会很少）。

记得小学快毕业的那一年，我参加了大人的业余演剧社，经常晚上回家很晚。一天晚上回家，我没有洗脸洗脚就睡觉。江姨突然问我洗了没有，我以为她刚才睡着了就撒谎说洗了。她马上生气地说：“你还学着撒谎”，硬是“逼”着我从被子里爬出来洗了才睡。

直到现在，哪怕我生病在床也要爬起来洗脸洗脚才睡觉，几十年来我也这样要求我的女儿、外孙女。

过苦日子那些年，粮食紧张吃不饱，她就想办法用罐头盒定量蒸饭，不让谁多吃多占。她每次买5毛钱的瘦肉，拌点酱油蒸熟，只给爸爸妈妈吃，没有一个孩子会伸筷子。爸爸妈妈不忍心，还是想让孩子们也吃，江姨就会说，小孩子有吃在后，大人有吃在先，这句话后来也成为我教育孩子的口头禅。

夏天暑假在家每天吃饭前，我们都会盛好饭，插好筷子，然后一起坐到阶梯上等爸爸妈妈下班。一听见下班的钟声响起，就赶紧回来洗手，齐刷刷地坐在饭桌前，但是爸爸妈妈不上桌谁也不会动筷子。哥哥的淘气调皮在别人眼里那是公认的，可是只要说江姨来了他也会惧怕几分不敢造次。

江姨对我们的教育严明在当地出了名，还有记者来家里采访，要她介绍经验。人家问她你一天没看见买什么鱼肉荤菜，孩子们一个个身体结识、学习又好。我想应该是她的人格魅力，无私奉献， 诚心诚意对待孩子们，我们都服从她的管教。爸爸妈妈也不拿他当外人，放手让她行使“权利”。

江姨因为独立的性格，遇事有主见的能力，尽管她年纪最轻，但在保姆们中间很有威信。我们住的那排房子几乎家家都有保姆，谁家保姆有事了都会找她拿主意。隔壁王书记家的刘娭毑，一个守寡多年无儿无女的孤寡老太，来王家当保姆多年主人对她很不错，王家表态只要她愿意就为她养老送终。

刘娭毑虽然无儿无女，可还有夫家侄儿。侄儿见她年事已高，就写信来想接她回去养老。刘娭毑拿主意不定，要说王家确实对她不薄，可毕竟不是自家人，恐以后生病卧床无人伺候，于是刘娭毑就来找江姨帮她拿主意。

江姨以自己亲身经历说服刘娭毑：你出门在外这么多年，侄儿虽有孝心，侄媳能否接受？从小没有跟他们结下感情，回去后也不一定会比王家人更关心照顾你。在他们家这么多年，孩子们都是你带大的，他们跟你相处时间长，有感情了，日后应该不会对你不好。

刘娭毑思前想后最后接受了江姨的建议，留下来一直跟着王家。文革中他们家调离了，多年后我出差路过还专门去见过刘娭毑，她在王家生活得很好。他们家确实践行诺言，一直管着老太太最后终老。

江姨独身多年，也曾经有人为她说媒，介绍一些丧偶的干部、工人。可是江姨也许是婚姻带给她的伤害太大，爸爸妈妈对她也很好，在这个家庭她也觉得满足，所以都拒绝了。只是有一点江姨后来有过埋怨，如果爸爸早点为她谋份工作也不是办不到。但爸爸妈妈太需要江姨了，他们的“自私”也许真的有点对不住江姨吧。

文化革命开始的第二年，爸爸在经历了历次运动的洗礼后，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文革的“清理”，打倒在地，撤职、批斗、劳动改造，扣发工资。家中成员按每人10元/月发放生活费，妈妈当时有60多元，这样爸爸只能领取20元/月的工资。

当然家庭成员中已经不包括江姨母女了，更无奈地是所有人都不能请保姆，那是剥削阶级的产物。江姨母女被迫离开我们家，暂且在外面租房住。

一开始爸爸妈妈不忍心，每月从仅有的生活费里挤出一点接济她母女。后来家里已经捉襟见肘陷入困境，江姨断然拒绝再也不接受爸爸妈妈的接济。起先还能做点临时工挣几个饭钱，但那毕竟杯水车薪难以维持生计。经人介绍，江姨与一位吴姓工人结婚。

爸爸妈妈心里很难过，连想给江姨一点像样的“嫁妆”都拿不出。不过七拼八凑还是为她置办了一床棉被，床单，“出嫁”那天，江姨哭得跟泪人似的，我们姊妹更是抱着江姨不放，场面就像“生离死别”。其实江姨嫁得并不远，可是我们感觉好像永远再也见不着江姨了，那年江姨34岁。

江姨的丈夫我们叫他吴叔叔，前妻去世几年留下一个女儿。江姨结婚后为老吴家生了两个儿子，一家六口人全靠吴叔一人挣工资，生活还是有点紧巴。江姨也会在家属大队做点临时劳动，一家人过得也还可以，爸爸妈妈这才放下心来。

10年后的拨乱反正，父亲熬过了寒冬终于迎来冰雪融化的春天——平反昭雪。这个让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所有人盼望了10年的消息，让全家人喜极而泣，很多人都开玩笑说我们家要用麻袋装钱了。爸爸确实补发了工资，但是没有像很多家庭那样，将补发的钱全部分给子女。姐妹们都出嫁，父母拿出一部分作为嫁妆补偿给我们，当然江姨跟我们一样也享受了爸爸平反后的红利，她完全应该享受这个待遇。

我们家仍然跟江姨一家走得很近，还像过去一样，吴叔及后来江姨的子女都成了我们在湖南的唯一亲戚。两家有什么事都会互相帮衬，记得有一年冬天父母双双生病住院，我们从未经历过，一时就像天塌了一样。 

 寒冬腊月家里冷锅冷灶，我们都在医院守候，家里连饭都没人做。江姨知道后赶紧回来生火做饭，跟我们一起轮流照顾父母。一下又回到了从前江姨在我们家的日子，虽然我们都已成家，怎么遇到这样的大事都没了主心骨，江姨又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

只是江姨离开我们家后性格大为改变，以前她从不敷衍趋势见风使舵，而且总是扶持弱势。我的婚姻不被父母看好，尤其爸爸当时不很赞成，婚后父母对我时有不满。江姨过去一直是为我说话，只要我受到委屈都会为我撑腰。而现在见父母对我不满，她也跟着风言风语说些对我不利的话甚至添油加醋。原本成年后我应该比其他姊妹都更爱戴、孝敬她，可是她的这些变化让我心理不悦。

时间长了父母慢慢见我们生活过得不错，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婆家对我不好，逐渐接受我的婆家并改变态度。江姨也随机应变，追随父母转变态度。虽几经变故，不过我并不记恨江姨，毕竟生活环境改变，为人处世发生变化也情有可原。

吴叔生病去世时，他们家完全按照本地习俗土葬，姊妹们包括哥哥全部都去披麻戴孝（父亲去世时我们都没有这样）。我们也都是50多岁的人了，大热的天，一直将棺椁送上山。江姨感激不尽，说我们很为她挣了颜面。邻居们也赞不绝口，都说江姨没有白疼我们。

因为江姨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吴叔过世后她的经济也变得拮据，虽然儿女们也负责她的生活，但我们也想帮衬点。姊妹们商定按月负担她一部分生活费，江姨坚决不接受。

后来她身体不好需要治病吃药，才接受了逢年过节给的礼金，妹妹家条件比较好就按月给付。江姨逢人就说，我们家人对她太好了，其实这是双向的，正是江姨当年的付出，才收获了这份应该得到的爱，比起江姨的付出，我们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了。

5年前，江姨在即将过79岁生日的时候，突然猝死。之前她也有过病痛，但是一直吃药维持，也无大碍。那天早上突然发作，送医后抢救无效，走完了她79年的生命历程。得到消息，我们家所有姊妹跟她自己儿女一样，悲痛万分，尤其是几个一直跟她生活在一个矿山的妹妹，更是伤心难过。当时我不在身边，听到噩耗后也伤心落泪。

姊妹们商议，每人都出一部分丧葬费，按照当地风俗，浓重地安葬了江姨，完成了我们最后一次对江姨的回报。妈妈更是伤心欲绝，没想到小她8岁的江姨还先她而去。这两俩老姐妹从此天各一方，妈妈再也没有可以跟她促膝谈心的人，孤独了很长时间才缓过来。

江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