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讲到，针对张仪的伐韩策略，司马错进行了反驳。
在司马错看来，伐韩未必成功，且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
虽说这一时期的周天子已名存实亡，但依然是天下共主，挟持天子会有很大的舆论风险，甚至还会招致恶名。
另外，如果两国同时面临危机，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必然抱团取暖，联手对付秦国，逼急了他们还可能以九鼎和土地作为筹码，换取其他诸侯的支持，那么秦国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
所以说，攻韩劫天子，既担“恶名”，又无利可图，实在是得不偿失。
但伐蜀则不同，不仅能够扩张疆域，增加社会财富，且不会引起其他诸侯的猜忌，在舆论上也不至于陷入被动的局面，况且以秦军的实力攻打蜀国，成功机率大，战争成本低，实乃是名利双收的好事。
待张仪和司马错二人阐述完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后，秦惠文王权衡利弊，最终选择了司马错的方案。
不是说张仪的策略不高明，而是就秦国目前的状况来看，时机还未成熟，羽翼还未丰满。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四面树敌，反而让自己陷入被动和险境。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过于冒进，就会招致惨败。所以，于秦国而言，求稳、自保才是第一要素，然后才是图强。
张仪东出攻韩的策略固然诱人，做成了飞黄腾达，甚至可以少奋斗几十年，但万一失败就有毁家灭国的风险，虽说风险与机遇并存，但玩不好就有自焚的危险，于赢驷而言，这个他玩不起。
但司马错的策略则不同，南下伐蜀，只需克服“蜀道难”的困难即可，即使不成功，无怪乎就是得罪了巴蜀，他们也不能把秦国怎么着，秦国更不会损失什么。
所以，两权相害取其轻，还是伐蜀稳妥，成功的机率也比较大。于是秦惠文王选择支持司马错。
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秦惠王说：“很对。我采纳你的意见。”于是，出兵进攻蜀国。在十月就夺取了那里的土地，然后平定了蜀国。
秦王削去蜀君的王爵，改称为侯爵，并派遣秦国的大臣陈庄去辅佐蜀侯。
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蜀国归附以后，秦国的版图更加广大，从此更加的强大富庶，也就更加地轻视天下的诸侯了。
读完此篇，还有些意犹未尽哈。在伐蜀还是伐韩的问题上，我们不难看出，司马错要棋高一招，更胜一筹，从这一点上看司马错的战略眼光要比张仪强。
《孙子兵法》中有云：“多算胜，少算不胜”，司马错能在辩论中占上风，原因就在于他眼光更远，思虑更深。他不仅抓住了名利的根本，而且还进一步考虑到事情的轻重难易。他看出伐韩劫周既遭恶名又无利可图，而伐蜀则是避难就易，可以“名实两附”。
最终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这也充分体现了秦惠文王用张仪又不唯采张仪之策，展现了秦惠文王审时度势、高屋建瓴的王者风范。
巴蜀之地，自古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这里物产丰富，沃野千里，盐铁等物资丰饶。于秦国而言，灭巴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不仅开拓了大片疆域，增加了人力资源，加强了经济实力，让秦的综合国力有了质的飞跃，且具备了与诸侯国争霸的底气和物质实力，更重要的是为秦国迂回楚国翼侧，对楚国实施两面钳击创造了条件。这与司马错的“得蜀则得楚，得楚则天下并矣！的战略思想正好相吻合。
相对于张仪的直取中原腹地，“争名于霸”、“争利于市”的战略思想，司马错的战略思想更加婉转，以柔克刚，迂回前进，循序渐进，最终夺取天下。可以说，司马错的这步棋下得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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