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Tea for Two》，白先勇 著，收录于《纽约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他们活过，他们爱着，他们跳着踢跶舞一同跳上了去往“欢乐天国”的路上。这是大伟和东尼，他们舞步踢跶，进退如仪，用百分之百的默契，传递出五O年代老电影里百老汇的味道。
这股味道如今已失落在“七0年代末八0年代初纽约的‘欢乐年代’最关键的时刻”。此时，迪斯科和硬摇滚已经出现，狂乱的一夜情也大行其道，有别于此，于流行文化的侵袭下不为所动，仍然保持自己独特格调的“欢乐吧”Tea for Two不啻于是一个闪耀的存在。在大伟和东尼的精心设计下，Tea for Two“洋溢着一股老纽约的怀旧气氛”。它有着浓郁的文艺情调，透出与生活合拍的舒缓的节奏。这让置身其内的同性恋者于Tea for Two中得以觅得身心的慰藉。此番熨贴与舒心，相比那些狂野的“欢乐吧”，更能形塑贴合心理需要的罗曼史氛围。
“我”就是在这种氛围里邂逅了安弟。作者把这场爱的邂逅用纯粹的文字铺展的善良而温柔，在前后文彼此呼应的转承下，通过精妙的伏笔所烘托出的安弟好似画中的美少年，不仅惹人怜爱，于“我”而言，更是将一份溺爱倾注在安弟身上。
安弟有一张最得意的摄影。“那是安弟在维蒙州拍摄的一幅春景。整幅画面都是一片耀眼的绿，新生的嫩叶，千千万万，向天空舒展，朝日的艳阳，万道金光，把一顷丛林都点燃了，安弟捕捉到初春晨曦最灿烂的片刻。”安弟即是那一抹灿烂的晨曦。“我”邂逅他时，他“穿了一件苹果绿的薄毛衣，配着件杏黄色软领衬衫”。这是影像之外具体可感的形体，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我”将其称之为“少年香”，就如同珍珠称呼大伟和东尼“大爹爹”、“胖爹爹”那般可爱又俏皮。
珍珠是东尼最得力的助手，她与德州来的百合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欢乐女”。她管大伟唤做“大爹爹”，东尼则是她的“胖爹爹”，而她的那个做厨子的亲爹却不认她了。因为“他逼她嫁人，她说她早已嫁给了百合”。珍珠说这话的时候一定带着一股符合内在心理需要的认真劲儿。作为同性恋者中的一员，珍珠的这股子认真劲儿实现了对世情意义上那个厨子爹的超越。
东尼除了有珍珠这个得力助手，还有仔仔这棵摇钱树。这个可人儿，有着一双泛满了桃花的细长眼，凭着几分秀媚，勾住了一群大有来头的老山羊。其中要数导过普契尼的《蝴蝶夫人》的名导演米开兰基诺对仔仔最为着迷。这群经常光顾Tea for Two的老山羊不仅见证了“欢乐年代”辉煌的时刻，也在不久之后AIDS大爆发的灾难面前成为大伟口中“阵亡将士”的名册里关于过去美好的记忆。
记忆中的美好在小说里用两对同性恋者的同居生活呈现出普通而正常的凡人之爱。作者没有刻意粉饰所谓的同性恋者的神秘、秽乱，而是用平和的文字描述普通人的日常，那个日常里，大伟和东尼有着底蕴丰厚的家族历史，“我”和安弟则充满了对彼此的珍视与怜惜。
大伟和东尼都是在上海出生的。不同的则是，前者祖上是旧俄时代的犹太富商，后者是家境富裕的上海人。两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在同一家医院，或许是命里注定的缘份，一九四九年后，两家又在纽约再次联络上。大伟和东尼上初中时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同在一个班上。太多的巧合构成了二人此生不渝的挚情。在众人的鼓噪下，大伟“兴致勃勃地描述他和东尼的‘第一次’”。大伟记得那天晚上“月光很亮”，东尼则指正大伟，那晚“没有月亮，只有星星！”他们就象一对调皮的孩子，浑然忘却了自己已是五十大几的老山羊。爱情之于他们，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老去而稍减半分，反而如同那一味醇厚的高山茶，愈发隽永香浓。
氤氲的茶香映出坐在阳台上的一对人影儿，那是“我”与安弟。我们各自手里擎着一盏银茶杯，“一面喝奶茶，一面品尝法国糕饼店各色精巧的水果蛋糕。”这对银茶杯是大伟和东尼作为贺礼送给我们的，那是“一套英国雅致的银器茶具”。同美丽的人儿在一起，当配以贵气、绅士风范十足的器物，这不是彰显身份的矫情，而是对彼此基于爱情做出的同居决定的尊重。这番尊重让他们的爱与世情认同的爱毫无二致，同样有着一个纯洁无瑕的外在以及一颗火红炽热的内心。
直到安弟死于非命，如同抽离了灵魂的“我”埋名隐姓了五年之久，回到纽约，在与当下重新衔接的过程中，“我”才知道，这五年同过去的断裂，何其幸运，又何其不幸。
幸运的是，“我”避过了AIDS如瘟疫般肆虐纽约“欢乐年代”的日子，更为重要的，大伟和东尼都还活着，得以让“我”亲历他们的爱情吐露光华的最后一刻。不幸在于，过去的那个Tea for Two再也不是往昔风流自赏的梦幻般的“欢乐吧”了。如今，它有了硬摇滚，墙上则是大幅大幅壮男半裸的画像，“Tea for Two被销毁得连半点遗迹都寻找不到”。“销毁”一词，在时间层面，让老派的怀旧的时光于流行文化的冲击下崩塌的迅猛而无痕，却又极其自然，自然的就好象“我”在雪松川埋名隐姓的五年丝毫不存在“我”的记忆里。
与当下的衔接，在“我”得知金诺的死讯后，用恸哭不已的悲声表现出“我”即将得到与之隔绝了五年的那些熟悉的朋友们的消息而产生的激动。这番激动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因为意想不到的坏消息以金诺的死讯成为我与当下重新衔接的纽带，它释放了“我”压抑了五年的情感宣泄。金诺的后事是东尼操办的，由于操劳和伤心过度，金诺的葬礼结束，东尼便中了风。
从大伟口中得知他与东尼这几年令人欷歔的遭际，“我”方才发现，纽约整个变掉了，变得如此陌生。昔日的“欢乐世界”成为记忆里不再重现的幻影，如同一片废墟的当下逼压着我们大家以沉默在这难捱的尘世迁延度日。大伟和东尼却做出了一个富有勇气又不失祥和的决定，他们去上海寻找各自生命的源头。这场寻根之旅是大伟和东尼一生的最后一站，也是他们跳上“欢乐天国”去的爱情的绝唱，除了天堂，他们“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因为大伟得了AIDS，不久于人世，而素有洁癖的东尼决不容许别人看到自己的身体，除了大伟。带着简单的愿望，东尼斩钉截铁地要求大伟携同自己一起离开。
离开人间的那天，在仪式性的文字背后，是作者对笔下人物出自内心的喜爱。作者让大伟和东尼都穿上一式大红的绸睡衣，红艳艳的光泽给二人的离别点缀着喜庆的色彩。从二人依偎在一起的睡姿以及“睡得嫌热，把一张金面的鸭绒被也踢开了”的调皮劲儿，当可得见，他们无惧死亡的窥伺，而是就这么稚气未退的睡去。他们用自己活灵活现的睡姿象征了内心的热情、轻快是真诚对待生活的写照，这让整个故事有了一个强忍悲伤、还算欣悦的结尾。
(全文完。作于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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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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