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方良与常建丰

                             蒋方良的爱情故事

金心水清

引言

方良是个极为独特的第一夫人，她一生从未享受过第一夫人所应享的荣华富贵，亦从未在政治和社会聚光灯下发亮，她一直在“永远的”第一夫人May-ling的阴影下，低调过日子，鲜少出家门。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来到中国大陆和宝岛的方良姑娘，也许早已习惯中国官场和社会的炎凉，她可能也不在乎没有真正享受到第一夫人的荣华。她最怀念的，或许是七十多年前，她和建丰在险恶的环境中，所建立起来的坚贞爱情。那段遥远的冰霜爱情和冷暖岁月，在她的垂老记忆中，恍如昨日。

2004年12月15日中午，建丰同志的夫人方良姑娘在台北辞世，这位远嫁到“中国第一家庭”的俄罗斯女子，从故国到大陆、再到宝岛，在喧嚣的大时代，低调地走过了寂寞的一生。在辞别这个世界时，方良显得非常平静。随着这位家族最高辈分的女人的离去，在现代中国，声名显赫的jiang家王朝最终沉入历史。

一、

美女救英雄缔结异国良缘，英雄落平阳只好违心度日（英雄救美缔良缘，从此异国作故乡）

1925年底，年仅16岁的建丰来到他所向往的苏联。当时苏联共产党刚在莫斯科办起孙逸仙大学，主要招收中国留学生，研习马列主义。在苏联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鲍罗廷将军的劝说下，常申凯将长子送到“孙大”留学。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关系恶化，建丰从此与父亲断绝联系。其后，建丰因与托洛斯基有过来往，在苏联整肃、清洗托派分子时，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组织上解除了对建丰的改造后，将其调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

关于建丰与方良认识的经过，人们演绎出不同的版本。在人们的流传中，这段异域情缘除了显得非常罗曼蒂克，还带给人一种迷离的神秘感。一种说法是“英雄救美人”。据说蒋经国有天晚上加班到十一点多，夜间赶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一个粗壮大汉挡住一位青年女子的道路，这位名叫“芬娜”的青年女子便是后来的方良姑娘。建丰同志个头不高，大汉见他走过来，不以为意，不料建丰奋力相搏，几拳便把大汉打倒在地。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芬娜暗暗喜欢上这个名叫“尼古拉”的中国青年。

另一种说法则恰好相反，换言之，这种说法可称为“美人救英雄”。建丰在流放西伯利亚阿尔泰金矿的路途上，饥寒交迫，病倒在一个名叫“塔哈”的小站上。小站久不通车，白雪茫茫，人迹罕至。这一天，芬娜从斯夫洛斯克的工人技术学校放寒假归来，经过小站时，寻找遮风挡雪之处。刚进入烧水房，便发现了缩在乱草堆里的“尼古拉”。

芬娜从厚厚的雪中扒出木柴，点燃炉火，烧开水给病人喝，又将自己的黑面包拿出给病人吃。她静静地倾听尼古拉叙述自己的坎坷经历，心中涌上来对这个东方青年的好感。此后，当两人再次相遇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时，便双双坠入爱河。

说实话，我更倾向于第二种版本，第一种的英雄救美也太俗套了！当然这个英雄救美也不是没有可能，建丰只不过是个15岁的小青年，纯粹是个热血小青年，其实更是个小愤青，被几个好朋友一忽悠，就上了当时苏联留学。当然人的一生偶尔愤青一把，也算轰轰烈烈了，他要真是个花花公子，也不会有出国的念头，自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宝岛大治。

他的这次热血举动，倒也不是没有收获，起码收获了一段异国情缘！建丰在苏共的逼迫下，违背人性和自己的老爹作对，“1936年1月，建丰在苏联《真理报》发表谴责常申凯的公开信。”读到这一段我就笑了，您说建丰好好的在苏联留学，吃多了吗？撑着没事干嘛，写封信讨伐自己老爹干什么！可见无论是哪种国家，言论一定会收到政治的影响！

1935年春天，建丰与方良姑娘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婚礼，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建立起温暖的家庭。一年后，两人爱情的结晶、中俄混血儿爱伦，来到这个世界上，为家庭平添许多乐趣。

然而,两个人的生活并非那么平静。由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以及建丰特殊的身份，芬娜必须为丈夫承担很多忧虑。蒋经国曾升职为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副厂长，但后来这个副厂长却被撤职，甚至连候补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

而1936年，在王明的要求下，建丰在《真理报》和《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致母亲毛福梅的公开信，公开谴责常申凯。此前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塔斯社便在《真理报》上刊登了建丰亲自署名的《讨蒋声明》。

方良自嫁给建丰的那一天起，中苏矛盾、国共矛盾就注定要在她的心上留下或浓或淡的投影。

二、

冷暖岁月有谁知，从头再来实不易

1936年，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外交史的学者蒋廷被派往苏联担任驻苏大使，赴苏就任前，May-ling告诉他，常申凯希望他能找到在苏联滞留长达十二年的建丰，并助其回国；。此前，常申凯在召见他时，也曾不止一次提到此事。蒋廷为此曾专门会语苏联外交部长史托尼可夫。

1937年某夜，当蒋廷麟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客人来访，但这个客人在没见到蒋廷麟本人时，不愿透露姓名，这个客人就是建丰。由于曾在报上骂过常申凯，建丰不敢确定父亲是否欢迎他回国。蒋廷告诉他，常申凯非常渴望他回国，但他必须与自己的政治信仰决裂，不再谈马列主义，建丰同意了，此举对方良来说，则不仅仅意味着放弃政治信仰，同时还意味着她必须将置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

1937年4月，方良随丈夫来到中国。21岁的方良放弃了苏联的一切，毅然同自己的丈夫一起回了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一切她一无所知，她要受语言、风俗习惯等的阻碍。的确，后来她的生活中，常常因为这些文化信仰等的不同而备受批评。可是，这个善良而坚强的苏联姑娘，硬是凭着一股对丈夫的热爱，爱屋及乌地对丈夫的家乡，也是一种热爱的态度，改变了自己的文化乃至信仰！

处于风云激荡的大时代，所嫁入的家族又是号称“中国第一家庭”，声名显赫，关系复杂，常方良，这位坚强的俄罗斯女子，面对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尽快产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

常申凯原本就因为建丰在报上骂过他而心存芥蒂。（但也不一定，形势所迫，说一些违心的话也是可以原谅的！）当白皮肤蓝眼睛的芬娜站在面前时，一时间便很难接受这个俄罗斯媳妇，常申凯厌恶芬娜的国籍和出身，更厌恶她对中国礼数的一窍不通。

当建丰扑通一声倒在常申凯面前时，她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是抱着爱伦在一边看着，直到丈夫喊地跪下，她才如梦初醒。几日后，常申凯带儿子和媳妇祭祖，当常氏父子在常母坟茔跟前时，芬娜依然是在一边站立着。

常申凯礼拜完毕，回头看见媳妇在他身后的石阶上直立着，终于恼怒地责骂了芬娜，芬娜吓得哭出声来。不过常申凯还是在心里接纳了这个俄罗斯媳妇的，毕竟她出现在儿子最艰苦和危难的的时候，并给予儿子许多湿暖；而且她虽然是个俄国人，却具有中国妇女的温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芬娜和儿子已经有了可爱的孩子，常申凯提出要芬娜入乡随俗，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并答应请老师教芬娜中文。

同时，常申凯还为芬娜更名改姓：从常家之姓，名字则叫“方良”，即方正贤良之意。在常申凯看来，芬娜应该成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以传统妇女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相夫教子，做资妻良母型的女人。在蒋建丰生身母亲的要求下，方良穿着常申凯下令缝制的中国传统婚服，与常建丰在溪口举行了中国式的婚礼，这是她成为一个中国传统妇女的开始。

1982年10月14日，香港的《大公报》在第14版上，以醒目的标题披露了常建丰“总统”的一则新闻：他在大陆还有一个表妹，名叫竺培英，那年她57岁。该报在《常建丰表妹竺培英和她的家庭》的标题下，选登了几幅竺培英和她家人合拍的照片。

在照片的上端，加了一段颇有说服力而又令人关注的文字说明：“竺培英女士，是常申凯胞妹常瑞莲之女，是常建丰先生惟一在内陆的姑亲表妹；7年前，她在上海钟表元件二厂光荣退休。丈夫徐毅夫原在上海体育器材三厂任会计师，今年也已退休。老夫妻含饴弄孙，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后来，竺培英回忆了常方良艰难地融入中国文化的一些经过，《走进薄氏家族——常申凯外孙女竺培英谈家族》是竺培英女士以口述的形式，其中就记录了许多细节！在中式婚礼上，竺培英就是被邀请当常方良的伴娘。

竺培英回忆：

“伴睡”常方良，她教我做睡前健美操，溪口武岭门旁的小洋房，是一幢西式建筑，楼下有四个小间和一个客间，专供警卫人员和佣人居住。楼上有两个房间，一间是表哥、表妹的卧室，还有一间是书房，都是俄式的，有壁炉、地毯。表哥常建丰出差后的第一夜，我被舅妈毛福梅推~进了小洋房，天，表嫂常方良在丰镐房吃过晚饭，便把我带到了小洋房，我走到那里便有一点拘束，行动不那么自在，常方良性格开朗、善于结交朋友，也善解人意，她一看我那个样子，便用很生硬的汉语对我说：“培英，你我之间用不着拘束，我是你的大姐姐，你是我的小妹妹，我俩就不分你我了吧。”她的一句话，就把我心中的疙瘩解开了。

每晚临睡前，常方良都要锻炼身体，做健美操，保持体型。于是、她就教我做体操、为了动作的正确，她要我把外套都脱了，只穿内衣裤，并要求做动作时，认真规范，不可马马虎虎，我们先做上肢锻炼，每一个动作做八次，共做八节。然后做腹肌锻炼，也是八节，每节也是八个动作。接着，是做腿部肌肉锻炼，这种从上至下的锻炼，全部做下来要用半个小时，每每做完，我们俩人都是满头大汗。接着，我们各自用毛巾擦一擦身上、脸上的汗水，然后坐下来休息。休息过后，常方良拿来水果，切成一片一片，有时吃几片苹果，有时也吃几个葡萄，蒋方良认为这对身体有好处。

一夜又一夜的伴睡，方良表嫂和我的友谊在不断加深，到了亲如姐妹的地步，表嫂方良也开始向我介绍起苏联人的生活习惯、风俗人情以及她的生活爱好。其实，她也没有多少特长和爱好。平时只爱哼哼歌曲，或到街上挑选一些衣料，做几套漂亮的衣服。蒋方良喜欢的衣服，也不同于我们中国人，她喜欢花的衣服，连衫裙都是一些大花的，为了适应常建丰的生活习惯，她也有几套西装，都是素色的，如米色、灰色、黑色等。

有一次，方良表嫂看到我逐渐长大，就说帮我打扮打扮，为我修了眉毛和脸上的汗毛。这在乡下叫“开脸”。“开脸”是什么意思？就是姑娘要出嫁了才"开脸”。这事很快被舅妈毛福梅知道了，就把表嫂方良叫了去，很认真地对她说：“培英还是一个黄花闺女，没有出嫁，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姑娘没有出嫁，是不能修面的。这是一个规矩，而且不是件小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大事。 “表嫂方良的脸色立刻变了，由笑脸变成了红险。 

毛福梅看见方良表嫂已知错，又马上歉意地说：“这一件事也不能全怪你，是我考虑不周，没有对你说清楚这一类的事儿。你没有错，是我的错。你又不懂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以后注意就是了。”方良听了婆婆的话，心悦诚服，感到她是一位真正通情达理的婆婆。

常建丰不喜欢女人干政，认为那样会削弱男人的权力，这有可能是常建丰从宋美龄身上得来的认识，事实上，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常方良也难以让自己扮演may ling那样的角色。因此，从正进入家族的那天起，常方良便有意无意地对中国传统妇女产生了精神上的认同，在这种认同感的指引下，方良努力以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来塑造自己在家族的形象。

没跟丈夫来中国以前，生活上虽然不奢华，却很自由；西伯利亚虽然寒冷，却是生身之地。而今，远离家乡，故国只能出现在梦境中，置身在一个关系复杂、礼数繁多的大家庭，必须做事谨慎，说话小心，方良将过去深埋在心。昔日的芬娜留在了故国，今日的方良生活在公婆和丈夫的身后，低调而富于忍耐精神。

常申凯的字

竺培英女士在《走进常氏家族——常申凯外甥女竺培英谈家族》中这样回忆常方良：

“表嫂方良，既有俄罗斯姑娘特有的美丽，又有东方女性的温柔，常家对这位来自苏联的女子很喜欢。其实，大家对方良不太了解，尤其是内地的人们。方良同常建丰结婚的五十多年中，主要是操持家务，抚育后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平时她话语不多，是个说得少做得多的人，她只有同会说俄语的丈夫、长子、长女费孝章在一起时，说话多一点。

她同常建丰结婚回国后，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即使在常建丰成为宝岛最为实力的人物后，她也很少在公共场合出现，只有两种场合例外：一是以夫人身份陪同常建丰迎来送往，出席宴请；二是夫妇同时参加各种选举，出来投票。

后来，方良还参加了两次公众活动：一次是1983年3月26日晚，广播电视节的“金钟奖”颁奖晚会；一次是1985年7月29日，出席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巡回大使访问音乐会。她以夫人身份出场，曾引起当时舆论的注意。

这位做了13年宝岛“第一夫人”的常方良，所感遗憾的是，她到中国五十多年中，仅回过苏联老家三次。前两次是在抗战期间，最后一次，是冷战时期的1968年6月，经特殊渠道的安排，她秘密地经香港、东京飞回家乡。从小长大在俄罗斯大草原的她，这一次探亲，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匆匆地经原路返回台北。

事后，只要提起这事，她总是泪流满面，就像当年常建丰去苏联留学，未料到自己和祖国、亲人失去音信12年似的。常方良因为自己的婚姻而无法回家探亲访友，使自己成为异乡人、他国客，她怎么能不为自己回不到故土而哭泣？”

刚到中国来，常方良不习惯吃中国菜，后来竟能做得一桌常申凯老家的家乡菜，让常申凯在讶异之后感到欣喜。常方良爱上了中国女人特有的穿着一—旗袍。1941年夏天，常方良从赣南到重庆探望公婆，戴笠打听到她的爱好，特地请来裁缝给她做旗袍。

常方良还很快学会了说中国话，一口带着宁波口音的中文，说得甚至比丈夫还流利。到了重庆以后，常建丰怕她在家寂寞，特地请名家教常方良书法和绘画，常方良研习颜真卿的拓片，几年下来练成一笔很纯熟的颜体字。

常方良在绘画方面，专攻山水鸟兽与花卉，有内行认为，她在中国画方面的成就虽比不上May-ling，但也应在中上程度，以一个外国女人的身份，能有这种水平，确实难能可贵。这时的常方良已经成为一个道地的中国女人了，“方良”两字也是名实相符。常申凯对这个俄罗斯媳妇，由厌恶到称赞，他在责骂常建丰时曾说过，常建丰在苏联呆了十二年，最大的成绩就是给他领回了这个俄罗斯媳妇。

三、

面对“第三者”，处变而不惊

1938年春天，常建丰受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邀，赴江西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一年后，赴江西最边远的赣南，任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独当一面，在赣南大显身手。常方良则在赣南办起了孤儿院，生活忙碌而又充实，这可能是常方良来到中国后、一直到她在台北逝世，漫长的人生中最有活力的一段时光。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常方良终于发现丈夫身边有了“第三者”。

这是一个名叫章亚若的年轻女子。章亚若是南昌人，日本人占领南昌后，其父变卖家产，举家逃往赣州，在逃难时父亲走散，章亚若便和母亲来到赣州，生活艰难，后来她向常建丰写了封求职信，进了专员公署做常建丰的秘书。章亚若端庄清秀，聪颖大方，富于文才，深得常建丰器重。

一段时间以后，赣南便开始流传起常建丰的风流韵事了，这时常建丰可能也隐隐感觉到了，只是她还不大相信，相反在章亚若到常建丰的官邸做客时，她对章的印象还很不错。章亚若会唱京戏，而常方良对京戏也有兴趣，章亚若便时常出入常建丰的官邸，教常方良唱京戏，同时得以与常建丰接近。

常建丰终于觉察到丈夫与章亚若的暧昧关系，这时她明确意识到了她与丈夫之间的感情危机。问题的严重性似乎一下子凸现在她的面前，丈夫与章亚若的感情越来越深，她能把丈夫从情人的怀抱里拉过来吗？章亚若会取她而代之吗？常方良的心里有着深深的担忧，她回想起，刚来到中国时，她和丈夫先去拜会了May-ling，接着在溪口又见到了常建丰的生身母亲毛福梅，那时毛福梅已经被常申凯冷落，取而代之的则是精干有为的May-ling。

常方良从毛福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陷入了不安和恐慌之中。虽然有着满腹的委屈，常方良却并没有大吵大闹，她在这个时候想到，不管怎样要珍惜与丈夫在患难中结下的情谊，要维护丈夫在赣南的威望和声名。她早已学会了克制和忍耐，而将委屈深埋心底。远在重庆的常申凯从地方乡绅的来信中得知了儿子的风流韵事，颇为恼怒。儿子在赣南一边禁娼，一边却在私下里闹出绯闻，必将使声望招损，不能服众，也就难成大事。为儿子的前途计，他必须阻止儿子与章亚若继续往来。

1941年夏，蒋方良受常建丰委托，从赣南到重庆探望公婆。几年不见，常方良出现在常申凯面前时，让常申凯很感吃惊。这个俄罗斯媳妇穿着旗袍，能说一口流利的带着宁波口音的中文。而当常申凯和May-ling问到常建丰与章亚若的事情时，常方良却没说什么，更没有哭哭啼啼。她是把委屈都放在心里了，表面上却是很沉稳。常申凯觉得这个媳妇，果然像东方女性一样“方正贤良”。

后记：

1950年代，May-ling和常方良闲话家常。名份上，May-ling是常建丰的母亲，自然也是常方良的婆婆。婆媳之间，一直相处的不错，虽然没有特别亲密，也没有丝毫怨慰。常申凯责令常建丰断绝与章亚若的关系，常建丰答应了，暗地里却将章亚若送到桂林隐居。后来常建丰在赣州收到一封电报，电报上说章亚若突然病亡。那时章亚若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蒋经国起名孝慈和孝严，章亚若死后，常建丰吩咐孩子改随母姓，随章母生活，后来两个孩子也到了台湾。

据说，章亚若之死乃是党国特务所害。章亚若从常方良与蒋经国之间消失后，常方良与常建丰的感情渐渐恢复。不想到了台湾后，常方良又要面对“第三者”给她带来的危机；而她同样是将委屈深埋心底，这似乎已经成为她唯一的选择。

“金心水清”写于2012-11-7 21:47

黄思明修改于2022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