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奥是一个流行女歌手，她得知自己可能患有绝症，在进一步的确诊书下来之前，在“五至七时”之间，除了等，她什么也做不了。但就在这短暂的空白里，克莱奥却完成了一场意料之外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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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七时的克莱奥》是法国导演阿涅斯·瓦尔达最广为人知的剧情片，上映于1962年，是新浪潮的一部重要作品。
瓦尔达以她的细腻与敏感，几乎精准地抓住了女性情感的每一个触角，机趣又富有哲思地书写了一个女人从麻木到觉醒的整个过程。
显然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但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或悲戚哀怨的阵痛，瓦尔达用活泼的语言和俏皮的剪辑将这个沉重的故事匀匀展开，独属于女性的力量就在一分一秒的流淌里渐渐浮现出来。对时间的巧妙设定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影片时间与真实时间实现同步流逝。
虚与实的墙面被时间的细流暂时打破，从17:00—18:30，屏幕内外的人得以一同走过这段焦灼的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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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开场，是手与牌的彩色特写。克莱奥与占卜师的手在花色缭乱的扑克牌之间来去游走，同时两人之间的快速问答，将克莱奥所处困境简明点出：克莱奥担忧体检报告，事先来占卜，但得到的是不详的预示。
当镜头从牌面转场时，画面也立时从彩色转为了黑白，克莱奥失意地离开占卜师的房子。至此之后，整部电影都以黑白为叙述色彩。
色调的置换，可以理解为是克莱奥内心世界的外化，来自死亡的不安感将她完全攫获之后，克莱奥堕入了感伤的黑白世界里。
这也是瓦尔达贯穿于全片的隐喻：当心灵被预先设定的悲戚基调所捕获，那么眼所望见的都是荒芜。
在影片中，穿插有一个戏中戏的结构，短片由瓦尔达和安娜卡里娜客串演出，所表明的也正是这种预设的基调：戴上墨镜悲伤落泪，摘下墨镜快乐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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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隐喻也是对身份认同的表征。克莱奥是一个美丽的女歌手，但这种身份定位是由她之外的人所给予她的，对于克莱奥自己来说，她是如同木偶般的无所作为。
在身份认同上，克莱奥预设的基调是来自他者的凝视，这种凝视以塑造她的方式在摧毁着她。当一个人的自我只能凭借外部的添砖加瓦来得到形成和巩固时，这就注定是一个空中楼阁般的建筑。
当克莱奥把他者的目光作为自我身份建立的基调时，她所望见的，便都是浮光掠影的虚相，是走马观花的假面，是一闪即逝的瞬彩。
克莱奥正如她被赋予的名字“克莱奥”一样，成为他人之手所精心捏就的作品和商标，而非是拥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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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奥对假发的舍弃是自我认知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戴着假发的克莱奥是个爱美丽又虚荣的女歌手，她活在众人的为她量身定做的标准设置里。
“所有人都宠溺我，但没有人爱我”——克莱奥对她的处境终于有了一点朦胧的认知，之后她丢下假发，跑出空旷的房间，离开镜子里那个美丽而空洞的她。
走向大街的克莱奥从镜像走向真实，这时瓦尔达大量运用主观镜头，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不能说是美丽的，但每个人都是立体鲜活的，是富有生命力和生活印迹的。
克莱奥正在渐渐从被凝视的客体转变为凝视的主体，世界在她眼里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模样。这与此前剧情克莱奥第一次逛街形成一个对比：在上一次的街道游走中，克莱奥关注的是橱窗里的那些帽子，关注的是电台里的歌声——这是她赖以为生的美丽与名气。
这一次的克莱奥把目光放在人身上，将自己那些虚浮的障碍物祛除之后，她看见了自己此前一直忽视的真实，一种朴实的生命感和强烈的世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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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多萝黛是克莱奥的一个对立面，与克莱奥过多在意他人目光不同，多萝黛自信大方：“我的身体没有让我感到美丽，但让我感到高兴。”这也许是整部影片里最精彩的女性主义宣言。不需要别人的眼光和评价来定义自己，自己才是自己最核心的支撑。
影片将克莱奥放置在一个非生即死的极端境遇里，在“生死未卜”这个命题的麦格芬作用下，恐惧焦虑的克莱奥不断叩问，不断逃离，不断与外界碰撞，在盲目地于街头游走于人群穿梭之中，意外地发现了这张长期笼罩着自己的大网。
由于时间的同步，克莱奥的很多动作都得以被慢节奏地还原。在访谈中，瓦尔达说道：“有一个情景是克莱奥要走下十级台阶，这十级我们每一级都有拍到，她一步一步地走下来，走过宽阔的庭院，走向大门，走往街道。”
这种追寻式的镜头将克莱奥的不安传递出来，也用更深沉的时间质感将这种不安化为可视的情绪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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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的结局，克莱奥邂逅了一个英气男人。在短短的90分钟里，克莱奥对人生、生活、生命的理解得到了一番剧烈震荡。在最后一刻，她才能对心意相通之人说：“你已经和我在一起了，我再也不害怕了，我感到幸福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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