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雪可以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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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封门

日本的冬天来了。然后雪也跟着来了。

因为群岛海域广阔，水汽丰富，峰峦起伏，西北季风横穿日本海的时候，把雪带来，充当冬天的礼物。

在这冬天里，我常常会产生一个念头：如果雪可以邮寄……

我是认真的。

雪作为被送来的礼物，使这里的冬天除了雪还是雪。我除了用“白茫茫”来形容雪的颜色以外想不出别的颜色。雪，就是白的；多了，就是“白茫茫”的。我试着套用鲁迅先生的两颗枣树的写法来形容我面对的世界：冬天的路有两堵雪墙，一边是雪墙，另一边也是雪墙。

单调和凄冷，是我每年冬天的主旋律——也是日本雪国的主旋律。

在这个叫“山形”的地方，我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在无数个冬天的夜晚里，川端康成的《雪国》开头的那句“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早已变成我生活中的画外音了。那声音划过夜空，浑厚低沉。

又传来另一种声音：“好大的雪啊。这雪，要是下在咱那里，麦子就有棉被盖了。”

那是我父亲的声音。来自天国，那声音也划过夜空，干净清澈。

我出生在中国北方沿海地区。小时候，父母种很多地，地上长很多庄稼，从播种到收获，他们一年到头都在地里，只有冬天才能闲下来。闲的时候，父亲每天也去麦地里看看，回来时总说，这个冬天怎么还不下雪啊，雪都下哪儿去了呢？

有几个冬天、雪真的被父亲念叨下来了。是夜里下的。我们醒来时不见父亲，院子里的雪地上有两行脚印，一直伸向通往我家麦地的路。母亲在清扫院子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嫌母亲扫个雪都不利索，便抓起一把扫帚从院子的另一头扫起来。与母亲不同的是，父亲有力的扫帚落在雪上，突然温柔、细腻起来，那动作礼貌极了。雪也很乖的被他堆成小山。

进屋的父亲，眉毛和睫毛上结满了冰碴子，哈出来的气却节奏欢快：麦地里的雪下得比家里厚多了，明年肯定好收成。

小时候的我，不懂，问：麦子和雪有什么关系。父亲说：下雪了，麦子就有被子盖了。

父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但是，“被子”这个词，对我来说是最有温度的，最符合冬天的解释了。北方的冬天，贫瘠的大地上北风呼啸着，正房让给了唯一的哥哥。他娶了媳妇。哥哥下面的三个妹妹，其中也包括我，冬天里挤在一个塑料纸糊的窗户下，一床被子，三个身子，六条腿，为了争夺被子每天都要在被窝里乱踢一通，踢走了热气，却踢来了母亲的骂。冬天里的被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自从父亲告诉我，雪是麦子的被子以后，我就操起了麦地的心。如果不下雪，麦子就没有被子，没有被子，麦子应该跟人一样就会冻死。这个心，我一直操到长大离开农村。但是，记忆中，无雪的冬天越来越多，麦子的被子也就越来越没了。父亲对雪的期待等于对第二年麦子收成的期待。但是父亲总是没有告诉我具体的数据，比如没有被子盖的麦子到底减了多少收成。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地球会变得越来越暖。我马上有了答案：麦子没有被子盖，是因为地球暖和了。地球暖了，连我们人，冬天也不用盖被子了。我高兴地告诉父亲。父亲自顾喝他的廉价白酒，空着腹，没理我。我不知道他没听懂还是根本没听。他从地里回来，手也不洗，更不等我妈的饭菜（如果称得上是饭菜的话）上桌，便急急地拧开了白酒瓶盖，然而倒和喝的时候却是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既闻又抿。他躺下，一秒内就会响起震耳欲聋的呼噜声，听起来很香。但是无雪的冬天继续进行着。直到种庄稼的土地越来越少，葡萄、苹果、山楂等果树占领了整个平原，父亲也没有地可以种麦子了。我们孩子都很高兴，父母没地种，我们就不需要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忙了。他们的孩子都渴望城里人的生活。

我注定也要离开农村。我不希望父母种地，更不喜欢操心冬天麦子有没有被子盖，也很庆幸他们没有跟随大多数村里人，种什么果树。

再后来，我鬼使神差地来到了日本。那是二月。从仙台的机场到山形，真的如川端康成所写：“穿过县界（宫城县、福岛县、山形县）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原来，雪国，真的是雪国。

一路上，我直着身子，头差一点探出车窗，好奇和对未来的憧憬使我的眼睛变得贪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雪，足足有50多公分；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白的雪，阳光射来，如同珍珠发光。白雪，真的是白雪；雪白，真的是雪白。湛蓝的天空下，真的是白雪皑皑。当我真真切切地踩到雪地上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新生活开始了。

给父亲的电话里，我兴奋地告诉他：这里的雪，厚得不得了，要是下在咱们那里，麦子就有棉被盖了，要是雪能够邮寄的话，我真想把它们统统寄过去。这么多好雪，太浪费了。

而父亲终于被检查出了胃癌。姐姐们告诉他是胃炎，对他说：“胃里有炎症，不要再空腹喝酒了。”父亲一开始听了。但是身体一稍好转就忘了。好歹就着花生米，不再空腹。酒当然也不是廉价的了。我们知道父亲并非贪酒，他只是喜欢而已，喝点小酒睡觉就香，第二天就精神，一精神就能干活儿。

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们孩子不满：一是喜欢种地，二是喜欢开垦荒地。我们更不满的是母亲的配合，配合他的开荒种地，而且他们把地开到很远的山坡上。

父亲胃癌治愈了，三年后又得了肺癌。一干活儿，就喘不上气来。不能上山了，父亲又在家搞起了副业，用高粱穗扎苕帚。母亲又是配合，用高粱杆做篦子（又叫锅拍）。农村里五天一个集，老两口一块儿做起了生意，顺带卖些开荒地里种的蔬菜，都是没有成本的，卖一分钱就赚一分钱。逢集，闺女们回家看他们，要直接到集市上找。远远的就看到父亲沟壑纵横的脸上，洋溢着活气的笑容，可能是话说多了的缘故，嘴角上还沾着白色的粘稠物。一看到闺女来了，父亲笑得更加灿烂。一边卖种子的大爷就说了，你有那么多孩子还用得着出来干，要是我，早就不干了。父亲笑得更欢了，他们给是他们的，我自己挣，花得舒服。

赶完集，母亲回家第一任务就是不做饭，从兜里掏出票子和硬币。加上父亲兜里的，一张张理平，分类，再数。母亲报数的时候，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比睁着的时候好看多了。从不管钱的父亲早就又安逸地喝上了。母亲把孩子给的干净的百元大钞扔在一边，不屑一顾，却善待他们一分一分赚来的零碎小票，最后把它们统统压在铺在土炕的垫子下面。我就瞅了一眼：垫子下面钱可多了。

冬天，也不耽误父亲赶集。父亲说，尤其春节前苕帚最好卖，大扫除用。父亲卖苕帚上瘾，客户越来越多，也到邻村的集去卖，没想到有一天下了雪，路滑，他的三轮摩托车差点儿翻了过去。

父亲命大，人车无损。从此，父亲讨厌了雪。他可能忘了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曾经是多么渴望冬天里下场雪，给麦子们盖上一条暖暖的被子了。这不怪父亲。土地失去了土地原有的样子和作用。

我们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母亲却常常埋怨于父亲的不戒酒。父亲走后，我才理解了父亲，有些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和无所事事，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最后看到父亲的时候，也是冬天。家里早就有了暖气。可他已经不能下地了。家里多了氧气瓶和吸氧罩。夜里有哥姐轮流照顾。回日本时，我把父亲扎的一把小苕帚小心翼翼地装进了行李箱，勉强坐起来的父亲看到了，很安心、很痛苦地动了一下嘴角：“不…用…挂…家里……”

我走出家里的院子的时候，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父亲坐在炕上透过玻璃在送我。

父亲生前来过日本。是在五月，路上的积雪早已融化，樱花盛开的季节。父亲无暇赏花，而是遥望远山上的白色之处。我告诉他：那是留在山上的雪。父亲那时已患上癌症，说了一句：日本的山，真多。我回：雪，也多。

日本，雪国。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一夜之间大雪封门的早晨，也掌握了各种除雪工具的使用方法。我这个恐高的人甚至还会登上屋顶铲雪。我已经对雪有了客观的评价，而不是停留在一床广阔无边的“棉被”的认识上，雪，除了给万物以恩惠，还会带来灾难。原本就是这样，只是我认识的比较晚而已。

今年的冬天又来了。雪又来了。我又萌生了想邮寄雪的念头。这一次，我想寄到天国去。不用太多，就一点点。

地球真的变得暖和了。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吗？万一没有了冬天，没有了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