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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襄平生常向人夸耀一事：他继任齐王，汉廷派来的册封使是留侯张良。
这确实非同凡响。须知天下底定以后，张良常杜门托病，不与政事，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做派。汉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叛，东南揺坠，高祖自将击之。时群臣居守，皆送高祖至灞上，独张良抱病又东行一程，送至曲邮（今陕西临潼县南）。随后献上二策，一曰“楚人剽急，勿与争锋”，一曰“以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因此他才难得留下了一条远行的记录。而此番册立新齐王，张良更不辞辛劳，跋涉万里远至东海之滨宣谕王命，诚可怪也！
其实，张良二次出远门，都是为了襄助吕氏。前面意在巩固太子刘盈之位，后面则是为了施行吕后“弱齐”之策。我在其他文章里已多次提到，张良以智者之姿名扬青史，看似出世，实际党附吕氏，为其出谋画策，奔波宣力，不足为奇。
齐国乃高祖庶长子刘肥的封地。最初涵盖齐、城阳、菑川、琅琊、济北、济南、胶西、胶东八郡，统辖七十余城，堪称汉代空前绝后的最大诸侯国。但刘肥在世时，即于吕后威压下，被迫献出城阳一郡为鲁元公主（吕后之女）汤沐邑。《史记》将此事敷衍成了一段涉嫌政治谋杀的惊险故事（见《吕太后本纪》及《齐悼惠王世家》）。故事精彩，貌似偶然。实则，“弱齐”系汉初中央执政者一致奉行的国策。吕后为之，后来的文、景、武诸帝亦为之。也难怪，如此一庞然巨物，尾大难制，身居帝位者，任谁都会当作心头梦魇、欲除之而后快吧！
且说刘肥、刘襄父死子继，又给了吕后下手的机会。遣张良为使，明为尊崇，实出策谋。刘襄甫一即位，就任由吕后割去济南郡。其间肯定少不了张良的智计与关说。
吕后以济南郡为吕国，封侄子吕台为吕王。把该国树为吕氏在东方的一处重要据点，且就近监视齐国。数年后又变本加厉，干脆把齐国的琅琊郡也划出去，作为宗室老将刘泽（吕后侄婿）的封地。此外，她还征刘襄的两个弟弟——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入朝，等同人质。
至此，齐国已一分为四。刘襄所领只余齐、菑川、济北、胶西和胶东五郡，疆土大蹙。所以吕后一薨，刘襄立即起兵，只因其受吕氏之欺最甚，怨毒至深。这绝非“留侯赐封”之类的“殊荣”所能弥补。
刘襄外有刘章、兴居兄弟在长安呼应，内有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和中尉魏勃等三人赞襄，盘马弯弓，意图大举。吕后平生打压刘氏不遗余力，却对朱虚侯刘章大为青睐，蓄如亲子，宠遇有加。饶是如此，她对齐国一系仍放心不下，早已就近布下了一枚棋子——齐相召平闻刘襄之谋，立即发兵以“护卫”为名包围了王宫。危急关头，全赖魏勃骗取了召平的信任，攘夺军权，一转身反而挥兵围住了相府。召平悔之晚矣，悲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自杀以徇。
刘襄遂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慨然竖起了“讨吕”大旗。同时，为防琅琊王刘泽在背后捣鬼，刘襄派祝午去见刘泽，诈曰：“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刘泽为利所诱，欣然驰见刘襄，旋遭拘禁。祝午由此尽发琅邪国兵而与齐军俱西。
刘襄首先领兵攻打吕国，意在复齐之济南故郡。意气风发之下，不忘羽檄四出，发布“讨吕”宣言：“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于齐。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高帝所立，又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观刘襄之言，一片“清君侧，重整朝纲”的赤诚。实则他心心念念的是未央宫里的至尊之位。刘泽深察其心，于是毛遂自荐：“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嫡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年长，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刘襄利欲熏心，闻言心动，轻易就放走了这只老狐狸。
收复济南郡后，齐军西进的脚步为屯兵荥阳的灌婴所阻。颍阴侯灌婴乃汉之功臣宿将，与周勃齐名，史言其心系刘氏，不欲为诸吕破齐，于是暗与刘襄连合，罢兵不斗，共待长安城中生变。齐军就此止步。
后赖陈平、周勃策动，刘襄之弟朱虚侯刘章领兵喋血宫门，吕氏全族殄灭。至此，帝位得自吕氏的少帝变得扎眼，废立势在必行。问题是，谁来做皇帝？
陈平、周勃等人以“选帝”为己任，好一番筹谋。考虑的人选主要有三个：一、齐王刘襄（高祖长孙）；二、代王刘恒（高祖第四子）；三、淮南王刘长（高祖第七子）。结果雀屏中选的是刘恒。关于刘襄落选的缘由，《史记》有一种极富戏剧性的说法：大臣们原本属意刘襄，但报仇心切的刘泽提醒大家“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一语惊醒众人，于是为免“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大臣们转而拥立虽相对弱势、母舅薄昭却系忠厚长者的刘恒，导致刘襄与帝位失之交臂。
纵观前后之事，刘襄与刘泽尔虞我诈，你来我往。刘襄欺诳在前，刘泽搅局在后，可谓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可稍一推敲便知，英武果决、自恃功高的刘襄，恐怕原本就不为一心固位持权的绛、平之辈所喜，为私利计，施恩于仁弱易制（大谬）的刘恒，才是他们更好的选择。所以，无论刘泽进言与否，结局都会是立刘恒、舍刘襄。
其实，真正让刘襄失去夺位主动权的是他顿兵荥阳城下，放弃西进的战略选择。琅琊、济南故地失而复得后即收兵回师，无疑浅尝辄止。坐待京师变乱，期望御冕从天而降，未免天真幼稚。当是时，倘若刘襄锐意西进，破荥阳，入关中，取帝位顺理成章，又何待假手于人？
只是，刘襄果真过得了灌婴这一关吗？至少太史公不这样认为。他用一个发生在灌婴与魏勃之间的小故事阐明了自己的态度：
话说灌婴在荥阳，闻刘襄举兵乃魏勃所教，罢兵后使使召责问勃。勃辩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口舌虽猾，但肢体动作暴露了他内心的恐惧。只见，魏勃退出灌婴的营帐后，股战而栗，终无他语。灌婴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
魏、灌二人才干、器量上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而刘襄委魏勃以军事，多半敌不过身为百战老将，又据险而守（荥阳西过虎牢关接洛阳、长安，地势险要）的灌婴。
或曰，吕氏荼毒天下，刘襄兴兵诛之，正义凛然，其锋不可当。此系妄言。权力斗争无不冷酷，唯力是视。史书上“义”与“不义”的所谓定评，多半出自胜者的涂饰。汉初刘姓与吕氏之争，也不过如此。假设真以为己方正义无敌，周勃也不必等到从吕禄手中诈得虎符，才敢驰入北军，令将士左袒或右袒来宣明立场。人心不足恃，手握军权才至关重要。正如前述之齐军，既可使之朝围王宫，也可令之夕围相府，全看虎符在谁手里。
孝文继位，以刘襄为首的齐国集团虽不至“竹篮打水一场空”，报偿却也只是取回城阳、济南、琅琊三郡故地外加刘章和刘兴居各二千户的新封食邑。功高赏薄，抑郁不平，在所难免。问题是，若非刘襄早死，他会不会再度掀起叛乱？这想必极有可能。自初代齐王刘肥起，齐国与中央之间是非不断，积重难返，终须有个了断。可惜正因为刘襄死得太早，齐国失去旗帜人物，齐地因“推恩”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向心力渐弱。等到“七国之乱”爆发时，其中虽有四国（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出自齐之一系，但步调难协，甚而陷入内斗，终至同归于尽，不亦悲夫！
刘襄虽野心勃勃，但事功未竟，在政争中有幼稚之举，为小人所乘。但其值得称道处在于：当吕氏坐大，刘姓倾危之际，诸侯王中毕竟唯有他一人挺身敢斗。齐军围攻济南郡时，羽檄四出，号召各地藩王同起响应，竟始终无人来助。不管是汉高祖的亲弟楚王刘交、亲侄吴王刘濞，还是儿子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无不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由此可见，刘邦晚年“非刘姓不王的”政策实际收效甚微。临难苟且者众，心系宗室者少。以此而言，彼时刘襄的确比刘恒更有资格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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