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中国古代什么官最难做?那么稍有历史常识者,皆能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回答道:谏官。
谏官的名目种类不少,什么“拾遗”、“补阙”,什么“司谏”、“正言”等等。他们大多成天跟着皇帝屁股转,从各种不同渠道,获取最高统治者的错误和过失,随时做好进献忠告、犯颜直谏的准备。但谏诤算不得言论自由,更不同于现代民主社会权力制衡的监督机制,因为皇帝贵为天子,拥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权力。他们唯有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方能在忠于职守与推出斩首的夹缝中苟且偷生。
殷朝那位比干,眼看纣王酒池肉林纵情享乐,因而屡次进谏,纣王则屡次拒谏,像一场比耐心、赛毅力,僵持不下的持久战。最后是纣王不耐烦了,毅然决然地,下令挖出比干——他的叔父——的心肝来完事。你比干不是自夸赤胆忠心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挖出来验证验证。伍子胥对吴王也是忠心耿耿,“数谏王,王不用”不说,还遭太宰嚭谗言中伤,于是被迫接受赐剑,自杀身亡。诸如此类少儿不宜的血淋淋的谏诤,伴随着专制皇权的建立而建立,发展而发展,实在举不胜举。
古人早就明白: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进谏,有百害而无一利。明哲保身的稳妥办法是:要么含糊遮掩借古讽今,要么做戏似的含沙射影,统统隔靴搔痒,一律点到为止。
优孟为帮助孙叔敖的儿子讨点皇恩摆脱贫困,竟化妆扮演已故老友孙叔敖,以唤起楚王的良知,然后一步三叹、曲曲折折地方才达到目的。
汉武帝不知为何鬼迷心窍、丧心病狂,竟想杀害自己的奶妈,奶妈求救于足智多谋的东方朔,东方朔熟知武帝一贯残忍刚愎的性情,就叫那可怜的奶妈赴死离开前“屡顾”帝。这样,东方朔才有机会,仿佛不经意地说出那句深思熟虑的巧妙台词:“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时恩邪?”终于使得“帝怆然,遂舍之”。
进谏行善伸张正义,义正本该词严,却只能绞尽脑汁精心包装,真令人叹为观止!如此进谏,需要超乎常人的东方智慧,非五百年出一个的天才而不能为。所以,《礼记》就如何规劝皇帝的问题,发表了一番无可奈何的明智高见:对皇帝,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不听,你就逃掉算了。——三十六计一走了之。
也许四海之内无非王土,无处可逃,或者笃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历史上采取逃跑策略的谏官,到底不多,面对正在干蠢事坏事,且预先声明“有谏即死,无赦”“敢有谏者,斩”的真龙天子,不少谏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虽孤家寡人吾往矣,昂昂然舍生取义。鲁迅先生盛赞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老实说,就一般普通人而言,谁喜欢别人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干涉自己的内政呢 ,何况是掌握着绝对权力的皇帝。皇帝之所以设置谏官,原因有二:其一、他心里明白,争夺江山靠谋臣运筹帷幄,靠武将冲锋陷阵,自己并非真龙天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二、江山得之不易,应该珍惜,为实现子孙后代万世而为君的远大理想,他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听听忠告,采纳一些善言。
可是,随着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的家天下日渐稳固、巩固,加牢固,皇帝的身心日益衰老、行将就木,再经溜须拍马攀附其上的一班升官发财之徒的唆使引诱,便再也遏制不住“过把瘾就死”的念头了。你迫他廉洁自律,无异于要他老命,他肯么?你要他遵章守纪,无异于与虎谋皮,他肯么?——这是不是有点像现在官员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59岁现象”——因此,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越是往后,谏官就越是沦落为形同虚设的滑稽招牌!那不甘心当招牌,又不愿跑路的,其卿卿小命岌岌可危可想而知,不言而喻。
当然啦,谏官的命运也并非不可更改。用不着戴墨镜的老头摸骨、看相、算命、改命,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瘦骨嶙峋的谏官们如果有活在当下的国人十分之一的活络变通,只需改谏为颂,“从来不投反对票”,立即吃香喝辣大腹便便……但是,非常遗憾,这就不能算鲁迅所言的“民族的脊梁”了!算什么呢?勉强算一个“民族的肠胃”吧。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