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它从一座小小的城廓，拓展为元、明、清三朝的帝都，也成了如今泱泱大国的首都，期间三千年的沧桑时光，令它越来越美，也越来越有底蕴。它不仅代表着古代都城规划建设的最高成就，也荟萃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华，它站在了国人心中，也立在世界之巅。许多文人学者，倾其一生都在研究它，探索它。
“北京，是我心中的圣城。”
历史地理学家候仁之如是说。他一生都在研究北京，以致知之愈深，爱之愈切。
候仁之先生的学生，历史地理专家朱祖希先生，也是和老师一样，爱北京成痴的人，数十年来致力于对北京的研究和探索，著有《古都北京》、《园林北京》、《北京的中轴线及其文化渊源》等多部著作。他的《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一书，是为了纪念候仁之而作，既传承先师，也综合运用考古、文物和文献资料，内容丰富，严谨可靠，是了解北京历史的一部必备典籍。
《北京城》以时间为线，详细论述了北京发源、演进的来龙去脉，及其城市建设的特点和成就。打开书，就象打开一幅长长的、活动的历史画卷，北京一砖一瓦的添减，一街一巷的兴盛，仿佛就在眼前。而在滚滚而逝的历史前尘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为北京能传承至今天的文明，付出过无数的努力。
北京都城规划建设的美学体现。
《北京城》的叙述，从孕育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开始，到北京最初的城址蓟，再到幽州、南京，直至北京的种种名称演变，及其背后折射的王朝更替与城市兴衰，一路走来，正是北京逐步发展，逐步辉煌的过程。
元代定北京为都后，放弃了它一直较为固定的城址，新建规模宏大的都城，既遵循《周礼·考工记》关于王城规划的理想模式，又因地制宜，基本不改变已有的自然地理条件，依此来确定城市空间布局的中轴线，再以中轴线为准，设计平行或相交的道路，道路与道路之间隔离出来的区域，再对等划分成一个个的居住区，称为“坊”。这种对称的城市布局规划模式，被明清继承并加以完善，达到了美学的高度。
首先，它体现出对称的建筑美学。“主坐朝南，左右对称”，是中国古代建筑平面布局的原则。紫禁城由大清门往北，直到钟鼓楼，有一条长4千米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贯穿了十多个大小不同的空间，分布着三殿、三宫、东西六院，正是左右对称的完美体现。而连同外城在内，南起永定门、前门，北至钟楼，南北中轴线长达7.8千米，是当今世界上最长、最伟大、最壮丽的城市中轴线，其余空间的分配与规整，都以这条中轴线为准，从而在视觉上营造左右对称的美感。在书中，作者诙谐地将北京比作一件中山装，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居中对称”的传统审美文化。
其次，它体现出多重同心的秩序美。以紫禁城为中心，向外依次是皇城、内城、外城，更外面是既深且宽的护城河，形成了多重同心的方城。皇城外，数条大街、胡同编制成的道路网，以及数以万计的、低矮而呈灰色的四合院群落，衬托得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无比巍峨、雄伟。这既映射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也体现出平面设计的映衬美。
北京城墙对北京城的意义。
在中国汉字中，“城”字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城墙，其二是城市，实际上城市的“城”字，是由城墙的“城”字演化而来的，因为城墙，实际上是城市的形象代言。而北京城墙几经变迁，得以幸存的部分，也是国人珍贵的文化遗产。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说：“这环绕北京的城墙，主要为防御而设，但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它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
瑞典美学史家伍尔德·喜仁龙也说：“这朴实雄厚的的壁垒，宏丽嶙峋的城门楼、箭楼、角楼，乃是整个北京城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是北京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在他看来，那单调的灰色表面，那岁月留下的斑驳，都是无声的历史，美丽的艺术。
明嘉靖四十三年，北京外城完工，其城墙形状，使北京成为了我国独一无二的“凸”字形城廓。城墙上高大的城楼、箭楼、瓮城，不仅使城墙显得格外雄健，也使整个北京城显得雄伟威严。
城门的形状与不同作用，以及附属设施，也可看出北京城的早期历史。比如西直门，当时是皇家到玉泉山取水的必经之门，所以在瓮城门洞中，刻有汉白玉水纹石雕一块，人称“西直水纹”。又如正阳门（前门）附近，曾发现石马一尊，后来又在地安门桥（后门桥）出土石鼠一尊，在十二生肖中，马为午，鼠为子，这说明当时北京南北子午线上，竟然有实物标志存在。
北京城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只可惜，它在文革和唐山大地震中，已毁损大半，还有一部分在城市建设中被拆除，如今仅存正阳门城楼、德胜门箭楼、东南角楼，以及崇文门以东城墙、西城墙南端等遗迹。
北京为世界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当与长城、故宫等世界历史名胜有关，在个人看来，北京城墙，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链中重要的一环。
近当代对北京老城的传承与保护。
一个城市被世界瞩目，往往不是因为它的现代化，而是因为它对古老文明的传承与守护，使它具备了被探索的价值。近七十年来，不少伟人和名人，为了北京城的传承，付出过不少努力。
北京解放前夕，毛泽东提出，应争取与当时北平国民党守将傅作义和谈，以保护清华、燕京等大学，及故宫等文化古迹。在共产党人和一些学者、名流的努力下，傅作义冒着生命危险，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北京古都得以完整保存。
周恩来的几个重要决策，对北京遗迹的保存，具有非凡的意义。在天安门广场扩建时，他做了智慧的决定：不能拆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而如今的北海大桥，即原来的金鳌玉虹桥，也是名胜古迹之一，在改建前，拆除和保留两种方案争论激烈，周恩来实地考察之后，做出指示：一砖、一瓦皆不能动，只允许拆掉“金鳌”、“玉虹”两个牌坊。这一决定，既使桥得到了改建，也保留了原桥的特点和造型。
而作者的恩师，候仁之先生，为了保护古城遗迹，也曾呼吁奔走。北京西站规划时，原选址在莲花池，经过候先生的努力奔走，西站向东挪了一百米，成功绕过了莲花池。82岁的他，在看到莲花池的干涸状况后，又写了《莲花池畔再造京门》、《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保护古城发展起源、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等文章，为莲花池的恢复而不断发声，此后不久，市委、市政府投资修复莲花池，并开辟为“莲花池公园”。候先生的举动，正是对他在本文开头所言“北京，是我心中圣城”的实践。
正是这些人的不懈努力，北京作为中国历代都城最后结晶的成就，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了。
《北京城》这本书，描述了北京从一个原始聚落，发展为大国帝都的过程，对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北京城的选址缘由、规划布局、建筑特点、地位变化、美学意义等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进而追溯了这座伟大城市的文化渊源，也总结了近七十年来，北京建设中的经验与遗憾。这样一部耗费心力的巨著，既是向世人传播美，也是呼吁世人保护美，文字背后所隐藏着的强烈情感，不过是希望在城市建设中，以过去为鉴，处理好发展与传承的关系。
一本《北京城》，也是朱祖希对北京知之愈深，爱之愈切的具体表达。
（作者系朝闻道写作社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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