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年困难
第二十回 三年灾害：刘亚楼开仓济乡亲 吴芝圃极左殃黎民
【导读】 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严重的经济困难，致使数万人活活被饿死。
一、自然灾害
1959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受旱达4寸—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又造成华北、黑龙江等地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
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出现以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全年灾害频发，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并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积仅次于1960年。当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了解是否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会见时，刘少奇说：”当前的一连三年大灾是80年来没有的。”毛泽东也说：“过去局部性旱灾有过，但全国性的没有。”
1958年，中央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由于施行统购统销，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公社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
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是以地方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征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地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许多人因此被饿死。
全国重灾区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份。单河南信阳饿死至少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安徽1959年至1961年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等，饿死约500万人。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1959年4月，刘亚楼参加完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后，回到故乡武平，亲眼目睹了饥荒的严重。被剥光了树皮的树干、没了叶子的树枝、甚至连石头缝间的杂草都被连根拔走了。回到村里，弟弟刘亚东如实相告。许多食堂开始关门，社员群众为了果腹，上山挖野菜充饥。许多地方发生浮肿病。让他更加恼火的是“仓库里谷不少，怎么不让群众多吃一点？”公社负责人告诉他：“这是封存的，上面交代不敢动用，否则就拔白旗。”
这天刚好，有人因为在天黑后偷偷跑到稻田里吞稻穗，遭到了生产队长的鞭打，惨叫声再次震撼了将军。他夺过了鞭子怒斥道，“过去谁在欺负我们的农民兄弟？是地主，是土豪。现在呢？竟然是我们共产党的干部！”
于是，他带领着乡亲走近了国库。这位一向以冷静和理性著称的将军，今天要做一件看似疯狂的事情。有人阻止他说，“将军，这是国库粮，是人民军队的战备粮啊！”将军反问道，没有了人民，还有人民军队吗？还有人民共和国吗？开仓——”
二、苏联“逼债”
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60年7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更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滞缓了经济复苏。
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当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时，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从这年起，毛泽东几个月不吃肉，以示带头共度难关。
1961年初，苏联提出“还债的事可以缓3年再说”。美国新任总统约翰肯尼迪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如果中国同意放弃他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
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与中国特使王炳南就此进行沟通。王炳南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决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三、河南“信阳事件”
1959年河南的“信阳事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惨烈的典型。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
1958年夏收中，遂平县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他们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当时连信阳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也不相信。就这样，《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登载西平县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
同一时期，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到山东省寿张县和河北徐水县视察，对亩产万斤，大加赞赏，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经《人民日报》报道后，把浮夸风推到了高潮。
1959年，中央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的征购1150亿斤。但实际上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11%，而征购数却增加了14.7%。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几乎达到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
当年6月，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亲眼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随后，他到了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汇报河南工作。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就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中央内务部派一处长专门来检查灾情。他跟随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他问问饿死了多少人，张树藩的回答是“估计饿死二三十万人”。
他感到情况严重，回到北京就向部领导汇报。内务部马上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立即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董必武派了中央监委的两位处长到信阳调查。吴芝圃事后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100多万人。
当年10月，正在兰考农村劳动改造的张钦礼，冒死写信给周恩来，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几经周折，周恩来看到了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 “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
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周恩来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周恩来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吴芝圃，河南杞县人。早在五十年代初，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与省长吴芝圃在平原省、河南省合并的人事问题上就有分歧。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作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点名批评了潘复生。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同时批评了潘复生。潘复生被迫抱病到北京接受批判。5月18日，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结束，党中央宣布撤销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吴芝圃接任。
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而实际是，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
1958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竟高估为702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向农民迫逼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十分严重。
第二年开春，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现象更加蔓延。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省委反“右倾”精神，最终酿成“信阳事件”。
而吴芝圃为准备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专门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也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当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
1961年2月，中央决定调整河南的领导班子，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
而当时在河南人心目中，被公认为“河南最好的省委书记”的潘复生， 1958年受到批评后，撤职下放到 河南西华农场劳动。1962年，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1966年，中央派他到黑龙江省委主持工作。他到黑龙江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潘复生成为全国第一个当上革命委员会一把手的省委第一书记。
四、山东“黄河事件”
1960年冬，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中，山东成了重灾省之一。1960年夏，陈毅南方经过山东，发现了虚报和浮夸的问题较为严重，为此上报中央，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黄河事件"。当时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为山东的虚报和浮夸风而受到处分，他的老上级朱德亲自将他降职降级。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仍保留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暂时下放到章丘担任县委第一书记一年。1963年3月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舒同，江西东乡县人。解放初期有一股为全国的报刊题字的风潮，华东地区的各个报刊想请主席题字，可毛泽东说“你们山东有个大书法家，舒同啊”。因此有人戏称，中国的报纸是两分天下，一半是毛泽东，一半是舒同。
舒同自幼喜爱书法，5岁学书，被誉为"神童"、"东乡才子"。曾系统地临过古代碑帖，师法颜真卿、柳公权、何绍基等名家，但师古而不泥古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创立了著名的‘七分半书’舒体，即楷、行、草、隶、篆各取一分，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
建国之初，中央曾内定舒同做台湾省委的第一书记。1954年，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叫他在人民日报社长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两个职务中选一个，他考虑自己长期做宣传很想到地方，又曾多年在山东，于是1954年，他被调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他不懂农业，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精神。1959年6月，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舒同决定下生产队当社员，一家人都跟着去了农村，参加收割，住在农家院，吃的农家菜。
舒同说：“我要亲自收一亩麦子过过秤，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出来竟产出了3000多斤粮食，他觉得这下可是掌握了实际情况了，可他不知道，下面的人在脱粒机里预先装了2000多斤粮食！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这一年，山东省按“浮夸风”的高标准征调粮食，农民根本交不出，有人把谷仓里最后的谷子交上去之后也不够，全家上吊自杀了。因此，震动了中央。
五、四川调粮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1960年，国家进入了节粮度荒时期，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进行压缩，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以前曾经凭票供应的商品，也无货供应。在那个时期，吃饭要粮票，吸烟要烟票，喝酒就得有酒票，就连一分钱买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
紧张状况很快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京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京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火急命令接连不断，周恩来、李先念都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
四川省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李井泉等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四川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调出147亿斤粮食支援全国，确保了京、津、沪大城市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在那个特殊年代，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口数量非正常减少。
多年来，对于四川调粮过多、饿死人的问题，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四川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李井泉。
中央调粮的决定和安排在当时是绝密。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
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检讨第二次。李井泉在检讨时声泪俱下，与会的许多同志也哭了。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说：“井泉同志检查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毛泽东后来善意的批评说：“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李井泉前半生从军，出生入死，解放后从政，历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1973年，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9年4月去世。
李井泉去世后，家人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李井泉的功过作一个公正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邓小平作了批示，请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同志阅办。中办和中顾委随之派人登门。人民日报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评价：
“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
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讲，“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舒同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