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完成于抗战期间，影响深远，而奠定他学术地位、1926年在康奈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出版之后即佳评如潮，可惜尚未看到中译本，深以为憾！
读萧先生这本《问学谏往录》的漫忆文字，印象有两点：一是谦虚，二是质实。治学方法，各人不同，胡适先生的名言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萧先生以为，前面还可以再加四个字，就是“放眼看书”，因为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自然，看书而不大胆假设，也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曾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用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萧先生曰：“近年来有若干欧美的‘学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这一条险路。”萧先生写这话是在1968年退休后，放眼目前学术界，这条险路上欧美的学者的影子似乎少了，人头攒动的正是中国的所谓“学者”们。这大概是因为，萧先生的度人金针，在“学者”眼中不啻一座压死人的大山，聪明人自然不屑笨手段。
萧先生另一项法宝，也非甚高论，就是记笔记，“阅书时看见有重要的文字便随手记录在纸片上。每晚休息以前把当天所得的纸片，按其内容分类，妥放于木匣之内以备日后随时查检引用。到了着手草写论文时，积存的纸片不下数千。事实上我无须取出这些纸片，一一重看。因为书中的文字经我用心看过，用手录过（所谓心到手到）之后，在我的脑子内留下了印象。不能过目不忘的我，采用这笨拙的方法，勉强做到了过手不忘”。这个办法，是许多老先生的经验之谈，有没有春风过驴耳，春风不知道，驴自己知道。
萧先生爱作诗，曾和吴雨僧、朱佩弦、曾履川相唱和，但他又明言，绝不想做诗人，这不是因为瞧不起诗人，其实他对诗人十分尊重和仰慕，但却短少做诗人的天赋。有天赋的诗人，书中提到一位，便是顾随先生。民国二十年，萧先生到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顾随还是中文系学生，发表在《燕京周刊》的一阕“采桑子”，萧先生最欣赏：“赤栏桥畔携纤手，头上春星，脚下春英。隔水楼台上下灯。栏杆倚到无言处，细味人生，事事无凭。月底西山似梦青。”
萧先生立志专求“学”，不做“官”，所以不从政，不入党。这并非对国家前途漠不关心，好好教书育人，是亦为政。他也曾为报纸撰写文章，“把平日学思所得有关国家社会进步的意见提出供政府和国人的参考”。关于教育，萧先生相信，“粗浅的实用主义”是中国教育停滞的一个主因。这个判断，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了。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维持自身永远存在，看看现在，一目了然。民国三十六年，萧先生发在上海《观察》的《论教育政策》曰：“为了防止教育误入歧途，为了协助文化工作的推进起见，政府诚然应当酌情监督，然而不适当的干涉会使文教的生机枯萎。（中略）“讲学自由”只能在学校师生自动自择之下存在。因此政府对于文教机关的监督应当避免干涉课程的内容，教员的思想，以及师生的一切学术活动。国家把教育的责任交给学校，交给教师，而向他们责取应有的成绩，这才是合理的监督。“只有这种监督，国民政府不甘心，后来，他们携各种宝贝逃入了宝岛，现在，人民政府更不甘心，他们向何处去呢，这是个问题。
1949年，萧先生到华盛顿大学任客座教授，所在研究所本想让他授“中国政府”，但此刻已由梅谷教授讲授多年，加以“授这门课程必须涉及中共组织。我所知既少，更不愿去探究”，因此坚决地推辞了。我想，所知极少是托辞，不愿探究恐怕也带有不屑的意思。回忆录中涉及中共的内容很少，其中的一则，倒颇可以说明他对中共的观感，是不怎么好的。1946年，萧先生应邀到国立政治大学任教，八月上旬到南京住进介寿堂里的招待所，四五个月或迁入梅园新村四十四号住宅。“左邻是某‘在野党’的办事处。每天来往的人不少，时常有集会或宴会，大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盛况。晚宴后的余兴不是胡琴聒耳的清唱京戏便是联席接座的雀牌戏。歌声牌响，每至深宵。”此“在野党”正是G党，梅园宴会的东道主正是后来敬爱的周总理。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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