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北京、天津、上海和国都南京被日军攻陷，中日战争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长期报导中国消息的《伦敦新闻画报》在此期间刊载了大量珍贵的现场照片，其中一张刊登于1937年11月27日有关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上海：英国防御指挥官；闸北的战斗》，（收录于 沈弘 编译，《遗落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相关的图片配文如下：

它拍摄于中国军队的“敢死营”在闸北被疏散时后路被敌人切断的情况下仍然坚守阵地。我们的读者还记得，这件事是在非常奇特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日本人企图把中国人赶出仓库的行动有很多人在观察，后者聚集在公共租界的边缘上。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11月27日

诸多有关抗战的历史影像资料给我们的印象是，呼啸而过的炸弹，葬身火海的楼房，惊慌逃窜的国人，蛮横无理的日军。但这张照片却有些诡异，国军壮士在英勇坚守四行仓库掩护大部队撤退时，几个难民躲在安全的租界内探出头来“看热闹”，似乎眼前的战斗与自己无关。若是单独看这张照片，估计很多人会感慨，抗战当前，国人麻木，哀其不幸。

但实际上很多历史事件的意义是在事后才被追认，还是以《伦敦新闻画报》周报为例，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及1937年八一三事变都是一周后见报，而全面抗战标志的七七事变却是三周后才见报。

九一八事变一周后见报，载于1931年9月26日，新闻标题为Havoc by war in China: The clash with the Japanese（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浩劫：与日本人的军事冲突）;

一二八事变一周后见报，载于1932年2月6日，新闻标题为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Shanghai, the storm centre (中日冲突：上海，风暴中心)；

七七事变三周后见报，载于1937年7月31日，新闻标题为The Sino-Japanese clash near Peking: Revelatory photographs taken during a ver serious crisis（北京附近的中日冲突：危机发生时的现场照片）；

八一三事变一周后见报，载于1937年8月21日，新闻标题为Shanghai in peril: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Chinese planes （处于危急中的上海：公共租界；中国飞机）；

让我们重新审视这张老照片。照片里的国人也许并不知道眼前的激战是八年抗日战争的序曲，也不知道中国军队失利后意味着亡国奴命运的降临，甚至会以为像五年前的一二八事变，打个把月后就跟日本人讲和，继续过太平日子。他们麻木吗？不爱国吗？

不！因为他们很可能压根就不知道何为“爱国”。

怎么可能？保家卫国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不，不，不，你这是典型的后人对前人的苛责，而且你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是自然而然的。实际上，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的产物，甲午战争后被引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和宣传动员后才逐渐被普通民众所接受。

一、近代欧洲历史催生的民族主义

“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李金梅 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近代以前的欧洲经济上以封建庄园形式为主，政治上主要依靠贵族领主维持统治，加之基督教的精神信仰而维持着王朝国家的局势。然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打破了基督教在精神领域的统一局面，理性逐渐取代宗教；大航海带来的财富一方面瓦解了封建庄园经济，另一方面帮助资本主义完成原始积累，资产阶级逐渐形成；经济实力的加强与精神世界的解放，促使资产阶级发动政治革命，如英国内战、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封建王朝国家逐渐瓦解。

那么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新形式国家呢？既然追求平等、自由、民主，那么国家主权的承载主体就不能再是君权神授的某一家族，而应该是人民或者民族，由此国内政治必须由大众参与，国际上必须独立自主。简而言之，民族主义=民族存在+民族国家。

随着民族国家制度的逐渐完善，民族主义在历次欧洲战争中彰显出强大力量。封建王朝国家体制下，国王能够动员的力量一般仅限于直接统治领地，毕竟“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不可能调动全国力量。而民族国家体制下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大众普遍参与，因此在战争动员时能够调集一切可以为之服务的力量。这一点，蒂利所著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有详细论证，在此不赘述。

于是，法国大革命后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民族利益取代王朝利益的民族主义在欧洲普遍推广开来。【民族主义也暗藏风险，成为一战的导火索，可读拙文《止不住的历史车轮：从群体联结角度反思一战》】

二、甲午战争前：有乡民意识但无公民意识

虽然说民族主义直接来自于近代欧洲历史，但是古代中国难道就没有民族意识或者类似的民族主义吗？

这个，还真没有。

尽管中国自秦朝开创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官僚体制的资源动员能力明显强于欧洲的封建领主体制。但皇权的至高无上也意味着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外族入侵或者王朝更迭时无人可以依靠，只有死路一条，就像三国时鲁肃劝说孙权拒绝降曹时，投降皇帝的下场还不如投诚大臣。

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此时会有人反驳，历史上外族入侵时有很多士大夫和平民挺身而出的案例，士大夫之流有精忠报国的岳飞和文天祥，平民之士有靖康之变后的北方抗金起义军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三元里人民抗英。

有关这一点，杨奎松在《不知有国？》一文（收录于《“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中解释了古代中国“精忠报国”的内涵。他认为，在农业社会下“国家多半只是代表着权力正统的君主，代表着政治正统的官僚和代表着文化正统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寄身之所”，因此岳飞式的忠臣“报国”只是忠君而已，而非忠于民族。至于三元里抗英事迹，他在《爱乡还是爱国》一文中解释，保护家乡的行为并不是保护清朝或者中国，因为保护家乡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意识”并不一致，后者是“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上，由市民身份发展而来”。简言之，爱乡是乡民意识而非公民意识，至多保卫故乡，而不会为了国内的他乡而出力。

正是基于乡民意识，《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才会说，不管皇帝是汉人还是鞑子，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好皇帝。这句话颇具政治虚无主义，不过对于古代中国普通民众而言，外族入侵并不意味着亡国，只是换了主人而已，该交的赋税还是要交的。当然，若是新主人盘剥欺压太厉害，他们也会反抗。

而且王柯（2004）发现，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汉奸”一词从未见诸于从《史记》到《明史》的史书。即使在民族矛盾最为激烈的宋辽金元朝代，“汉在北宋前基本上是政治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辽金元时期产生了文化共同体”，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认为民族区别主要在于文化区别，即华夷之辨。而“汉奸”一词最早出现于雍正年间，此时并不涉及外交，而是汉人与苗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即使到了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对于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中国人，也没有冠之以“汉奸”，而是称之为“奸人”或“奸民”。

三、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被引入中国

既然古代中国没有类似的民族主义，那么民族主义何时被引入中国呢？是将天朝打醒的鸦片战争吗？

答案并非如此。

两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主要涉及到经济利益，领土方面除去沙俄占领的东北和西北边疆以及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外，中华帝国尤其是本土仍然保持着基本完整。但1895年甲午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后经由俄、法、德干涉才赎回）和台湾，1897年起列强瓜分中国狂潮才终于让一小部分人（前期主要是维新派，后期主要是革命党）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

1900年时局图，列强瓜分中国，图片来自网络

根据黄兴涛（2010）的考证，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并且在1897年提出“振兴中国，保全种族”。而且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1898年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保国，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种，即“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教，即“保圣教之不失”。同年，严复翻译（实际上掺杂了私货）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著作《天演论》，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天演进化”的概念被推演至人类社会，将进化描述成群与群之间恒久斗争的过程。

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择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相宜者也。

                 ——《严复集》

1902年，严复完成了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译本《群学肆言》，进一步借社会有机论（即认为社会性质类似于有机体）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所有变化过程都可以被解释为普遍宇宙进化的表现，民族弱小必然挨打。至于如何摆脱挨打的局面，学习西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必然的“进化”选择。

关于建立民族国家必要性这一点，革命党人在刊物中多有论述。

1902年8月《新民业报》的文章《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吾国之不振，非欧族使之然，自族不能建国家之故也。欧人不于十九世纪中，大振民族国家之势力，则二十世纪中经济竞争，必不能强横至此。” 1903年3月刊出的《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以“民族之国家”为题，提出“近日世界之大事变，推其中心，无不发于民族主义之动力······故19世纪，实为民族国家发生最盛之时代。其民族不同者，则独立为一国，如意大利之独立，希腊、罗马尼亚之独立是也。民族同一也，则结合为一国，如德意志联邦、意大利之统一是也。民族之努力，可不谓巨与！”

1903年《浙江潮》第一、二、五期连载的《民族主义论》一文提出，“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自物竞自存之说与，于是种类盛衰之故明。进化论者，实民族主义之原也······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引自 姜义华《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及新阶段》】

而1905年同盟会创立后在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中更是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四、全面抗战前：抗日民族主义宣传

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民族主义又是如何继续传播开来的呢？

1919年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得到了普通大众的响应。1927年北伐战争中国民政府强行收回汉口、九江租界，首次从西方列强手中夺回失去的领土，更是点燃了爱国热情。1928年随着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基本完成统一，民国终于有了该有的模样。

而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抗日民族主义宣传声势愈大。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就出现了如下抗日宣传海报，以抗日为主题的国防文学作品也不少，例如有夏衍的《赛金花》和《上海屋檐下》、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田汉的《卢沟桥》。

1932年上海市民众教育馆印发的抗日宣传海报，图片来自网络

而电影界同样涌现出诸多宣传抗日的作品，导演孙瑜连续三年拍摄了相关题材，1932年的《野玫瑰》在普通爱情故事的结尾让主人公加入东北义勇军；1933年《小玩意》正面描写一二八事变，片尾让阮玲玉大声呐喊“炸弹来了”，警醒国人莫忘国难；1934年的《大路》涉及到汉奸带路与劳苦大众的爱国抵抗。 

电影海报：《野玫瑰》1932年，《小玩意》1933年，《大路》1934年，图片来自网络

1936年国防电影运动兴起，抗日宣传成为电影界共识。《壮志凌云》中主人公抵抗匪贼时对村民们大声呼喊，“逃？能逃到哪儿去？血一定要流在自己的土地上”；《狼山喋血记》以人们纵容与恐惧下的狼患隐喻日本侵略者，反对“不抵抗政策”。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抗日几乎成为电影标配，讲述爱恨情仇的《夜半歌声》（1995年被张国荣与黄磊重新演绎）中主人公在舞台演唱《黄河之恋》中，歌词中有“不愿做亡国奴，宁愿做黄河里的鱼”这一句。同年的《青年进行曲》中反日宣传最直接，日本间谍、中国奸商、汉奸以及义勇军各色人等相继登场。

五、回到当时：民族主义宣传的效果

从1897年梁启超提出“振兴中国，保全种族”算起，到1937年已有四十年，民族主义宣传达成了哪些效果呢？

民族主义宣传的效果其实早在1933年日本侵略热河战役时就已出现，当时有志愿团体为前线战士提供后勤保障。

《中国军队在被占领的热河省所发动的战役：妇女工作》，（收录于 沈弘 编译，《遗落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尽管仍然有相当多的国人没有接受民族主义宣传教育，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来了就会当亡国奴。但作为后人的我们知道，1937年时历史已经走到了拐点，民族主义成为不可逆的时代潮流。上海四行仓库的这场战斗被纪念，一年后再现于抗日舞台剧上。

《中国人用演出来号召抗日：一部令人恐惧的抗战剧》，（收录于 沈弘 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注：此舞台剧再现童子军杨惠敏冒着战火将中华民国国旗送交坚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

 中国抗日战争中一个最令人惊诧的特征就是迄今被认为是缺乏民族主义情感的中国人已经形成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自从敌对的军事行动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就特别注重唤起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以便将全中国拧成一股绳，并加强抵抗力量。这项工作的重任部分落在了话剧团的演员们身上，他们巡回演出抗战剧，后者被证明具有极其珍贵的宣传价值。

             ——刊于《伦敦新闻画报》1938年11月12日

六、总结

通过回顾欧洲近代史，我们发现民族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并非自然而然。而在古代中国，即使面对外族入侵，士大夫的精忠报国与普通民众的奋起抵抗，都不属于民族主义范畴，因为他们的归属感要么是皇帝及其官僚体制，要么是家乡。

甲午战争战败后，一小部分人才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通过研究西方列强国家的发展经验，他们发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否则就只有被淘汰灭亡的下场。

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推动了民族主义的传播推广，而自1931年起渐趋紧张的中日关系更是将民族主义宣传推向高潮，产生了诸多抗日民族主义宣传作品。

由此可知，民族主义在中国并非一天建成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总会有人拖后腿，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并不深，甚至做出一些在后人看来有汉奸嫌疑的行为。

至此我也理解了为何有些人在文章《1937年底你会当“汉奸”吗？——读卜正民<秩序的沦陷>》评论中提到，无论“汉奸/合作者”是否保全私人或者小团体利益，只要他们的行为有利于日军侵略中国便是投敌卖国行为。这些评论与我写作该文的初衷有很大出入，一方面因为我没有详细介绍卜正民教授在书中关于“汉奸/合作者”的中性定义，导致读者先入为主地排斥“汉奸”一词；另一方面我想是因为评论者认为保家卫国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况历史已经走到了1937年。

但实际并非如此，民族主义仍然是进行时。

参考文献：

1. 沈弘 编译，《遗落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

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李金梅 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查尔斯·蒂利 著，魏洪钟 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4. 杨奎松，《“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5. 王柯，《“汉奸”：想像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总第83期

6. 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收录于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7. 冯客 著，杨立华 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8. 姜义华，《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及新阶段》，《二十一世纪》1993年2月号，总第15期

9. 杜赞奇 著，王宪明 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0. 里亚·格林菲尔德 著， 王春华 等译《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1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吴叡人 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