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妈”眼下似乎成了一个奇妙无比的词汇。她们可以买金救市、可以把街舞跳到莫斯科的红场。她们给人以魔术师般的感觉。不过,那些个给人以魔术师般的感觉的并非中国“大妈”的全部图景。毕竟,还有更多的中国“大妈”因为被剥夺了存在的价值而正在用血肉之躯跟我们社会中那些个巨大的黑暗的吃人机器拼着老命!
此番参团赴俄旅行的同行,老年人居多、据信皆是抱有某种“苏联情结”者。而这些老年人中,则另有一种老太婆:从她们那衣着打扮和自我感觉良好的神态中就一眼看得出她们是中国现行不合理的社会状况的受益者———也就是所谓富婆。她们一般不用正眼去接触那些同行的看起来显得比较寒酸的人、仿佛即便是这种目光的接触也会让自己跌落一个档次,她们携带着比别人大上好几号的行李箱,因为这种行李箱可以保证她们的旅行的途中可以每天换上一套高档的新装并且可以塞进更多一掷千金买来的外国奢侈品。不过由于她们的有钱还不足以让她们包下一个只能由富婆组成的旅行团,所以,她们只好被迫忍受和相对寒酸一点的人们同乘一辆大巴的“痛苦”。当然,令这些富婆们难以忍受的同行的人们较之绝大多数连出国梦都不敢做的中国的社会底层的老太婆们而言是寒酸不到哪儿去的、毕竟出国并不便宜。对于这类富婆而言,后者可以说简直是另外一个“物种”。那么,后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物种”呢?
也就是在中途换乘飞机的那个名叫“北京”的城市的某些角落,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太婆们。各式各样的不公正的悲惨的境遇给予她们一个共同的身份———“访民”。让她们聚集在一起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相信中央政府的权威可以为她们主持公道。她们住着十元一晚的简易旅馆、啃着爱心人士施舍的馒头,排着长长的队等待着向有关部门提交上访材料、且等待着被地方当局遣送回家。尽管就国家法律而言上访并非是一种“可耻的犯罪行为”,但被遣送回原籍的她们面临的仍然是横遭拘禁、打击迫害的命运。她们的冤屈和痛苦随着不断的上访在不断地叠加着,而她们寄予了厚望的中央政府的权威就像飘渺的神佛一样可望而不可及。
前后两种老太婆的命运是何其的不同啊!我甚至怀疑这两种老太婆是否听得懂对方同样说着中国话。我相信,她们是听不懂对方说的中国话的。因为虽然她们同属中国人,却来自不同的阶级以及境遇。由此她们抱有对这个世界截然相反的印象,因为让前一种老太婆养尊处优的理由,恰恰正是让后一种老太婆受苦的原因。
为了打发飞往莫斯科途中无聊的时间,我随手携带的一本小说———高尔基的《母亲》。凑巧讲的也是一个老太婆的故事、一个最终合乎逻辑地投身于革命的俄国老太婆的故事。小说中的俄国老太婆对于中国今天的两种老太婆而言,可以说是恰好形成了一个坐标系。从这个坐标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今天的前一种养尊处优的老太婆无疑是那种像腐肉招惹苍蝇般招惹革命的到来的人,而中国今天的后一种悲惨而绝望的老太婆无疑就是那正在为可能到来的革命拾添柴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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