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化想象

  *本文为笔者面向对话式阅读的一个探索性实践，阅读目标是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1933-2004），美国作家、文艺批评家

我：您好，苏珊老师。

苏珊•桑塔格（以下简称苏珊）：您好。我听说这两年又爆发大规模疫情了，是吗？

我：哇，您是怎么知道的？

苏珊：你并不是第一个实践对话式阅读的读者（笑），你可以把我理解为一个书中的精灵，如果读者有需要，我便会和他们对话。所以，我就有渠道获取信息了。

我：关于这次新冠疫情，稍后我还会提到……我注意到您在探讨疾病的隐喻时，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军事化想象。

苏珊：没错。疾病的流行，尤其是大规模瘟疫的流行，它引起的想象，并不只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或负面（带有抵触色彩）或正面（带有好奇色彩），它还包括一种军事化的建构。

我：比如说呢？

苏珊：比如说它的两种形式。其一，在个体层面上医生会使用一些军事化的术语，这种习惯是历史悠久的，就像我在文中列举的一份1627年的文献一样，微生物或病菌被描述为“入侵者”，而药物被描绘为“攻击性的”，免疫系统被描绘为“守卫力量”……

我：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

苏珊：是的，但另外一种军事隐喻同样很常见。这回我们要转向社会层面、公共健康层面，疾病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之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

我：太真实了。前段时间疫情猛烈的时候，国内抗疫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是“战疫”或是“疫情防控攻坚战”，各省相继进入“紧急状态”或是“一级响应状态”。

苏珊：我听说川普总统还自封是战时总统呢（笑）。这就是我的意思。这层隐喻甚至还会扩散出去，延伸到各个社会问题上，“向贫困开战”，还有肯尼迪的“新边疆计划”。这是一种宣传策略，旨在唤醒人们、提高公众曝光率，最后达到一种战时总动员的效果。

我：但凡事有利也有弊。军事化想象可能会出现什么不好影响呢？

苏珊：你问到点子上了。军事化想象毫无疑问是危险的，它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我：人们总是喜欢在一件本来与道德无关的事儿上渲染道德色彩，实施道德审判。这轮新冠疫情也是如此，很多人对疫区人民避之不及，甚至对某地区0号病人横加指责。

苏珊：道德的滥用，想象的泛滥。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成都的在酒吧工作的姑娘，因为染上新冠还被人网暴来着……

苏珊：社会性的军事化想象还有一个风险，在军事化宣传建构中，“人”消失了，个体不见了，只剩下那个冷峻的、理性的共同体。

我：个体的权利可能会以集体利益之名被践踏。“疫情都这么紧张了，你就不能做一点牺牲吗？能不能为大家着想啊？”还有，女护士剃发前往疫情第一线的新闻宣传，我总感觉这里有一种“被自愿”的色彩。

苏珊：（点头）而且，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而恐外性的宣传总是把移民描绘成疾病。

我：逆全球化主义者与右翼分子或许会感谢这次疫情（笑）。

苏珊：哈哈。这就是我强烈反对军事化想象的原因。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就其影响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政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然而，军事意象对有关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

我：但是我有个疑问，既然军事化想象有利处也有弊端，我们为何不可扬其长避其短？一定要彻底否定它吗？

苏珊：你想，就算军事化想象退后一步，在关注共同体的同时也关注人，这样一种建构依然是威胁性的——你明白吧，它就是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

我：我们可以建立监督制度来防范。

苏珊：在战时，利维坦（国家机器）可是获得了比平常大得多的权力。

我：好吧，你说的确实有道理。但我保留我的意见：军事化想象就算在公共领域其合法性是可疑的，但我们依然可以在私人的领域使用它。

苏珊：嗯……比如说呢？

我：纯粹私人性的使用。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段经历就与“军事化想象”有关。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学业压力大，于是军事化想象就成了一个合理的增加趣味的选择。

苏珊：一个新奇的实践。

我：记得是一个十二月份的下雪天，那是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因为大家都是南方人，对雪总是抱有一种迷恋态度的。那天刚好做了一张卷子，在记录错题的时候，我灵机一动，取名为“初雪日战役”。

苏珊：其实逻辑都是一样的。

我：逻辑一样，但应用不一样。还不止那一次，在总结得失的时候我也会加入一些军事术语。“在xx方向我们正在遭遇全面溃败”（意味着一次考试的惨败），“现在我们只剩下混乱与耻辱”（这话好像是哪个将军还是女王说的，不记得了），“需要在这两天发动一次短促突击”（意味着抱佛脚），林林总总，大同小异，总之学习成了一种战斗。

苏珊：于是你感觉到了力量，是吗？

我：人们说这是一种“中二”，但我认为这种实践能将某个行动神圣化，它成了“全局工作台”的焦点与中心。甚至我会有意去绘制“战场地图”，去建构一种系统性。

苏珊：我倒没有考察过这种私人性的军事化想象，不过按照你的描述来看，它挺有趣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公共领域引入了“他者”，一旦有了他者的存在，一切行为就必须保持审慎。

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正是这个道理。只要不妨害他人的正当权益，每个人享有至高自由。

苏珊：是的。我反对过度隐喻也正是出于这个忧虑，我们真的需要更多地关注“人”本身。亚里士多德把隐喻描述为，“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说一物是或者像另一不是它自己的物。当然，一切都不是绝对的，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这就像所有的思考当然都是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阐释”就一定不正确。

我：所以必须停止幻想，停止扭曲，停止不必要的隐喻，在疫情中如此，在任何公共议题中都是如此。

苏珊：这也是我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