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大爷姓徐名其录，但从我记事起，很少听人叫喊过他的大名，长一辈人都直乎其小名狗，他同辈人因他年龄最大都喊他狗哥，晚一辈人都喊他狗大爷，狗大爷有一个儿子叫坎，大名徐克印，人们对他也只在小名坎后加上称呼。
狗大爷兄弟两人，解放前十几年与哥哥分家时都是百十亩地，因狗大爷两口子好吃懒做，又不听从大哥的劝说，也就坐吃山空，卖完了百十亩地后，竟到各村吃起了不劳而获的百家饭，他的侄儿徐克岭念起亲情，把他们一家三口养了起来，当然，狗大爷两口子也不好意思白吃闲饭，就帮侄儿干一些农活，说起干活还不够人笑话的呢，犁地耙地、摇耧播种、放磙扬场样样不会，只会干那些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杂活，就这样他侄儿也从来没有嫌弃过。
解放后进行土改，狗大爷的侄儿划成了地主，狗大爷划成了赤贫农，还与另外几户一样，分了他侄儿十几亩地，当然也不再与他侄儿一个锅吃饭，他们成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阶级，由于狗大爷和他的己经成人的儿子重要农活不会干，庄稼长的年年没有别人家的好，收成就低，粮食年年不够吃，一年口粮缺半年，仍然是最贫困的困难户。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好，不会让一个人饿着，年年对他家进行照顾，他们也因此吃照顾吃上了瘾，一次吃不上或吃的不如意，他们就给干部闹，甚至往上告，闹的干部不安生，告的干部直发毛，干部为了平安无事，也就回回对他家优先。
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农民又把土地合在了一起，人人靠出集体工拿工分分粮吃，这正合狗大爷一家三口人的意，挣工分只按出工不按出力和技术，只要出工，就有工分，只要有工分就能分粮食，时间久了社员们有意见，提出按出力和技术定工分等级，狗大爷狗大娘被评为三级，坎哥被评为二级，工分少挣了，粮食就少分了，狗大爷一家为此并不生气，也不发愁，因为他们是有名的困难户，每次来照顾，大队对他们都是优先考虑。
一九六二年，国家困难时期，灾民增多，坎哥拾了一个外地来要饭的女人作老婆，他们一家三口变成了四口，困难又加重一层，大队对他家的照又增加了一层。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狗大爷因解放前给地主分子，他侄儿徐克岭家做了几年活而被推举为贫协主席，在一次批判他侄儿的大会上，红卫兵要他作批判发言，他很动感情的说:“解放前，我好吃懒做，坐吃山空，买完了我爹分给我的百十亩地，外出逃荒要饭，是我侄儿徐克岭念起亲情，把我找了回来，管我吃管我喝管我穿管我住，我要不帮他干点活我还真不如个狗哩，我干那活是叫干活吗？犁地耙地不会，摇耧撒种不会，扬场放磙不会，净干点子瞎巴活，就那我侄儿也没有嫌弃我，没有我侄儿我们早就饿死了，亲儿能咋着？"刚说到这里，就被红卫兵喝住了:“不许瞎胡说，不许给地主分子评功摆好歌功颂德。"当场撒了他的贫协主席。还说今后大队不准再照顾他，狗大爷听了相当生气，会后就串连了十几户贫农成分的社员成立了“老贪农造反队"与这些红卫兵对着干，红卫兵拿他们没办法。
只从狗大爷成立了贫农造反队后，狗大娘因年老有病退了劳动力，在家里养几只鸡打发日子，狗大娘虽然长得很富态，但心里不识数，人们都说她一个豆籽弄开她不知道是几辦，这显然有点夸张。但是有一件小事却能证明她确实不识数。有一天早上，一个少女从她门前经过，狗大娘正扯喉咙高嗓地叫骂，这个少女就问:“狗大娘，你叫骂啥哩？"狗大娘说:“日他娘，是那个人不主贵见财迷偷了俺的鸡，昨晚鸡上窝时我查查鸡还三对半哩，今天撒鸡窝一查就剩七个鸡了:。"那个少女一听好可笑，就说道:“大娘，你撒把食让鸡吃着你再一对一对的查查看。"狗大娘就跑进屋抓了一把粮食撒在地上，趁鸡吃食时一对一对的查了查，仍然是三对半，就笑着说:“日他娘，活了六十多，竟不知道三对半就是七。”
坎哥拾的媳妇名叫江菜花，也不是一个能打能跳的人，可能在拾她之前长期受饥饿的折磨营养极度不良，身子是又瘦又弱，来到这么几年也没有给坎哥生个一男半女，在队里干活稀松得很，常常是出工走后头，到地站地头，干活看日头，收工走前头，走路慢腾腾，干活磨蹭蹭，还经常对人讲，干活要惜力，吃饭要吃足，老了不落残疾。因此评工分时，只给他评了个半劳动力，每天干活只拿五分。就这样她还嫌跟着干活累得不行。当时，生产队有个规定，凡是怀孕的妇女，生产队给派一个看庄稼的轻话，即不掏力又可以拿工分，坎嫂子对此很是羡慕，于是她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装怀孕了，慌得坎哥赶快找队长报喜，队长也就派坎嫂子在村东头离她家很近的那块地看庄稼，防止鸡鸭鹅牲畜糟塌。为了遮人眼目，随着月份的增加，她在裤子里不断增加棉花套子。十月怀胎，总要分娩，到了时候，她也对外称在家里生气孩子，只是没有请接生婆，让她婆母来接生，因为她婆母知道她是为了不跟着大班子干活而装的。婆媳二人就在家演起了双璜戏。事情过后，婆母对外宣称，孩子没有成活埋了。当然，坎嫂子装怀孕，队长及广大社员早就看出来了，只是没有当面点破，她跟着大班子干活，还不够影响别的社关的情绪的哩，她装就叫她装吧，反正从哪个方面都得对他们一家照顾。不过事后，有人给坎嫂子偏了一个顺口溜:战鼓咚咚敲，杀声震云霄，生产队的江菜花假装有了羔(有点侮辱性质)，,慌得徐坎子，赶紧往外跑，向队长报了喜，队长照顾了，随着月份大，裤子里塞棉套，十月要分娩，这样怎么好，慌称没有成，死了又埋了。
坎哥留给人们的笑柄也有不少，我与坎哥直接接触还是我当大队会计以后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七年初冬。因为秋季受了涝灾，庄稼减了产，社员口粮少分了，为了照顾社员缺粮过冬，上级拨给大队八万斤救灾粮，大队研究，用六万斤按全大队人口平均，每人三十斤分到各户，留两万斤再照顾重点户，支书提议，坎哥家按每人一百五十斤分配，其余重点户以人均不超过一百斤为最高限视情况而定，我就问为什么要给坎哥家这么高，支书说，你不了解情况，坎哥家是我们大队重点困难户中的重点困难户，每次照顾都要得是别的困难户的几倍，我又问为什么，支书说，他们一家四口人虽然全是大人，但参加劳动不行，工分低分粮少，再加上他们一家四口人，饭量大，食性又不一样，狗大爷好吃锅灰，狗大娘好吃油饼，坎哥好吃宽捞面条，坎嫂子好喝好面糊涂打鸡蛋，他们四个人各做各吃，谁剩下的另一个人还不吃，这样他们分的口粮总是吃不了半年。我就又问，这就是照顾他们的理由？支书说，不照顾不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不能让饿着任何一个人。让他们饿着了，就是我们当干部的没有尽到职责，再说，坎哥家是贫农，我们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坐天下，就是为这些贫下中农，让他们饿着了，就是我们的阶级立场出了问题。我看支书上到这么高的高度去说，我也不再说什么，按支书的意思，给坎哥家留了六百斤。
救灾粮以购粮证的形式由我填好后分发到各生产队会计手中，再由各生产队会计分发给各户，购粮证发下去的第二天早饭后，坎哥来到了我家，气愤愤地说道:“兄弟，我听说这一回下来的救灾粮，全大队每人平均三十斤，为什么只让我家每人才吃一百五十斤？"我就笑着说:“全大队每人平均三十斤，你家每人一百五十斤还少吗？这在咱大队可是独一无二的了。"坎哥说:“兄弟，你也不打听打听，每次来了照顾，不都是先紧着我家一吃？我家吃足吃够了才分给其他户。你们要是不再给我家每人增加一百斤，我就到上头告去，说你们分配救灾粮不照顾我们贫下中农，你们干部漏下自已吃了。"我看我不能说服他，就说道:“好好好，我给你向支书反映反映，我只是一个会计，我不当家。"他说:“那我等你的信。”
下午我就去找支书反映，支书说:“再从留那两千斤应急数里给他四百斤吧:。"我说:“大队那么迁就他？"支书说:“不是迁就他，咱大队四五百户，你能保证咱分配的百分之百没问题吗？就是没问题，他硬说有问题往上反映，上头就是不来查，也会认为咱的工作没有作好。坎哥是个二性子，又是个往他嘴里抹蜜咬你手指头的人，别看大队年年对他重点照顾，一点不好，就会蹦。兄弟，我们大队这一级干部不好当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条线都往我们这一根针眼里穿，我们缝得才好，也有缝不严的地方，他要是再往上反映，我们是黄泥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再给他四百斤吧，历来都是穷有理。"
我看支书也是息事宁人的态度，也不再说什么，又给坎哥填了四百斤的购粮证，直接送给了他，坎哥接住购粮证笑着说:“这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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