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条（《答顾东桥书》之十二<2>）原文节录：
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
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偏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
...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史记·夏本纪》：“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所谓“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即大禹说话的声音、语气、语调合乎音律，一言一行合乎法度，成为天下人的榜样和标准，在这里指言行规范，合乎礼义。
《书·舜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 孔 传：“璿，美玉。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 孔颖达 疏：“玑衡者，玑为转运，衡为横箫，运玑使动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 汉 世以来谓之浑天仪者是也。”《尚书大传》：“七政者，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
器数，礼器和礼数。乐工，掌管音乐的官吏。祝史，司祭祀之官。笾豆：祭礼中使用的器皿，笾，竹制，豆，木制。笾豆之事，指礼仪中的具体细节。
《论语·泰伯》记载：曾子病重，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他这时候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曾子的意思是说，君子首先要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至于那些礼仪细节由主官的官吏负责就可以了。
汲汲，1、形容努力求取、不休息的样子。《汉书．卷八七．扬雄传上》：“不汲汲于富贵，不戚 戚于贫贱。”2、恭敬谨慎，不敢怠忽。《公羊传·哀公十三年》何休解诂：“以晋大国，尚犹汲汲于吴，则知诸侯莫敢不至也。”
天子办的学校谓辟雍，诸侯办的学校叫泮宫，它们都是根据地形布局而得名的。然而，夏商周三代提倡的做人的学问，其核心都是发扬彰显人伦秩序，并不在于学校的布局是否模仿玉璧，是否建在河畔。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伦关系的核心是仁。制作礼乐这些外在的规范，必须以内心的中和之德为前提，然后才可以谈言行完美，合乎礼义。至于礼器和礼数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自然有专司音乐和祭祀的官员负责。所以曾子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比如，尧帝命令羲氏与和氏负责制定历法，但重点在指导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舜帝制作天文仪器观察天象，但重点在遵守四季和天地人的运行规律。尧舜心怀爱护人民的恭敬和急切之心，制定历法、观察天象，以便实施养育百姓的仁政。这才是制定历法、明确四时之政的根本。
曲知，认识不全面，一知半解。推步，推算天象历法。古人谓日月转运于天，犹如人之行步，可推算而知。占侯，视天象变化以附会人事，预言吉凶。
羲和制定立法的学问，皋陶、契、大禹、后稷未必懂得，即使尧舜也未必懂得，孟子说：“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在羲和历法的基础上，世代都加以修正，时至今日，即使一知半解有点小聪明的人，还有那些从事星占术的浅陋之徒，也能根据颁布的历法推算天象变化而没有差错。难道这些人比大禹、后稷和尧舜还要高明吗？
封禅之说尤为荒诞不经，是后世那些阿谀奉承、巧舌如簧之徒为了献媚取宠于皇帝而杜撰的，以奢靡浮华迎合、摇荡军心，浪费国家资财。欺天罔人，属于最无耻的行为，君子不屑提及。司马相如为迎合汉武帝封禅之举，作《封禅文》，乃为后世天下人耻笑。顾东桥居然认为儒者应该学习封禅之说，实在是有欠思考。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
言圣人生而知之，乃就义理而言，无关乎礼乐名物之类，如果学习礼乐名物是成圣的功夫，那么圣人就不能称得上生而知之，即使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者，“之”也是指义理，而不是礼乐名物。当下的学者，不去学义理，而沉迷于学习礼乐名物，这不是与“希圣之方”背道而驰吗？以上这些，王阳明认为还只是就事论事，对顾东桥稍加开导而已，真正要从根本上、源头上拔除错误的认识，还有待于拔本塞源之论，反过来说，即正本清源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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