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读大学时,因為喜欢哲学,常常跑去哲学系旁听,认识了一些人。当时有一个同学跟我很要好,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留着很长的头发,可以很久很久不洗澡,发出异味,直到全班都快疯掉。好像学哲学的人都会有些怪癖,至於為什麼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这个同学突然很愤怒地跟我说:「台湾根本不可能有哲学。」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麼这麼武断?為什麼说台湾不可能有哲学?」
如果说台湾人不了解哲学,我会认同。许多人不知道哲学系在读什麼,读了哲学系以后要做什麼。然而,不管是希腊的柏拉图时期,或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其全盛时期最强盛的学科就是哲学,或者说是思维――哲学就是在复製一个文化裡所有与思维有关的东西。
这个同学继续说:「你发现没有,所有热带地方都没有哲学。」他认為在温度比较高的地方,人会比较注重感官经验,以印度而言,虽然有很强盛的宗教信仰,我们也会将佛学归类為一种哲学,但是那不纯然是逻辑论证、理性思考的產物,大多是从感官发展出的直观思维。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哲学,其思维模式、思辨模式与希腊的逻辑学有很深的关联。它有一个推论的过程,有理性探讨的过程。
当我们和别人交谈时,会希望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推论的、辩证的过程,就像黑格尔提出的「正反合」之类的模式,我们会说这是「符合逻辑」。
但是不符合逻辑的感官经验,就不能是一种思维吗?翻译佛经的人,常常会提到「不可思议」,例如《金刚经》裡的经义就是不可思、不可议。
这种与希腊的辩证逻辑大相逕庭的模式,不是哲学?或是另一种哲学?当年一个哲学系学生提出来的问题,虽然不是一个严谨的论证,却让我思考到今日。
蒋勋:思维孤独②这个哲学系的同学,当时很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是丹麦的齐克果(SorenKier Kegaard),他的日记和作品《恐惧与颤慄》,国内都有翻译本。
齐克果所代表的是从基督教思想发展出的一个哲学流派,被视為七年代存在主义的前导。
他在《恐惧与颤慄》中,谈到了人类对於原始自然和孕育生命的恐惧感,此一论点和《旧约圣经》有关。
我们熟悉的基督教教义来自《新约圣经》,也就是经由马太、马可、约翰、路加这些人所传播的四大福音,内容主要是耶穌以爱為中心的思想。
台湾基督教的朋友读《旧约圣经》的人数不多,大家如果有机会读《旧约圣经》,如〈创世纪〉,会读到非常多神祕的事跡,出於耶和华对於人的试探,他以命令式的权威决定人的命运,使人时时刻刻存在巨大的恐惧感。齐克果所探讨的就是类似的恐惧。
举一个眾所熟知的故事為例。亚伯拉罕年老时才得到一个儿子,宝贝得不得了,有一天耶和华――所谓绝对唯一的真神,在天上突发奇想。
他想:「亚伯拉罕平常都很听我的话,是一个很忠实的信徒,是一个僕人。每一年都会到山上,宰杀羊献祭给我。要是有一天我要他献出自己的儿子,把儿子绑起来杀死,献祭给我,他会不会照做?」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不熟悉的话,听到这裡,会觉得这个神很奇怪,怎麼会有这种非人性试探的念头。这不是暴力吗?神怎麼会用这麼残酷的方法试探人类?
我们到妈祖庙拜拜,从来没听过妈祖要我们把自己的儿子绑起来祭神的吧!但在《旧约圣经》裡,这种非人性的动作表现,正好证明了他不是人,而是神。
这是不是呼应了佛经上的不可思议?神就是要不可思、不可议,才能够称之為神。
对於影响我们最深的儒家文化而言,很难理解此种人神关系。儒家文化认為,人与神的关系是相对的,神对我们好,所以我们祭拜他。
可是基督教不同,他们主张「绝对」的人神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裡,亚伯拉罕得到神的指令之后,二话不说就把儿子以萨绑起来。以萨吓呆了,不晓得他的爸爸要做什麼?
亚伯拉罕揹着以萨到山上,将他放在平常杀羊的祭坛上。刀子高高举起,正要划下去时,天使出现阻止了他,天使说:「神只是要试探你。」
有一次,我在电影院看好莱坞拍摄的圣经故事,看到这一段,旁边一个老先生激动地跳起来大骂:「这是什麼神?」
我完全可以了解他的激动,因為中国儒家是不能接受这种违反伦理的事情,而当我们觉得神不像神的时候,是可以反叛他的。
齐克果所谈的《恐惧与颤慄》,就是类似这种当神做了不像神的事情时,使人对於生命本质產生恐惧。
在《旧约圣经》裡,神创造了人,将他放到伊甸园裡,看他很寂寞,又创造了女人,但不让他们有任何的关系。
在伊甸园裡什麼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吃知识之树上面的果子,因為吃了之后就有知识。
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只是你是否也想过,為什麼神这麼奇怪,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却留下一个漏洞,暗示人类去背叛他?
神创造了人,人却背叛了神,而人在背叛神后被驱逐出伊甸园,开始了生存的意义。
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希腊逻辑、理性思维有所不同,但在《圣经》裡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例如神因為不耐人的堕落,发动大洪水要把所有人淹死,这不是一种理性思维的表现。
神以主观的权威生杀掠夺,他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而且是「绝对的」创造与「绝对的」毁灭,没有任何理由。
然而,他在发动大洪水前,又有点后悔,好像不是每个人类都那麼坏,而要把所有的创造都毁掉,好像也很可惜。
於是,他找了诺亚,要他造方舟逃难。这裡,我们又看到佛经上所说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这个汉字翻译是相当地精简,让我们不知道要达到如何的「不可想像」才叫作不可思议,凡可以想像、推理的状态就不是「不可思议」。
所以宗教,无论是佛教或是基督教,在哲学系统裡都归於「神学」,与一般哲学的思维做区别。
多年后,我又遇到当年那个哲学系的同学。他做了生意、发了财,穿着西装,有点发胖。
我跟他提起齐克果,他有点失神,反问我:「齐克果是谁?」他可能忘了齐克果,我却忘不了他大学时候说,台湾太湿太热不会有哲学。
為了成為哲学家,他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台除湿机,放在家裡整天开着……这大概是成长过程中,第一件引起我对哲学或思维发生兴趣的事。
蒋勋:思维孤独③思维是什麼?我们都有一个大脑,经由大脑去思考很多事物,去推论、推理,最后下判断,就是思维。
我在《语言孤独》一章提过,儒家思想影响我们甚鉅,而儒家的主张,如孔子的哲学,常常是一种结论式的原则。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个结论,是可以奉為教条的格言,听了之后不必做太多的思考,照着做就可以了。
希腊哲学则恰好相反,把推理的过程、思辨的过程,视為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在〈饗宴篇〉裡面就针对一个主题:Eros(译為「爱」或「爱乐斯」,即所谓「柏拉图式的爱」),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发言的有医生、有戏剧家、有诗人,各自提出对Eros的解释。是否会有结论?柏拉图反而不太关心。
如果你习惯阅读儒家哲学的话,读希腊哲学会有一些不耐烦,因為你会觉得,怎麼读了好几页还没有结论出现?
在儒家文化强烈的影响下,那个哲学系朋友说的话也许会成真,台湾不会有哲学家,因為我们其实不太善於思辨,也很少有机会思辨。
在解严之后,我发现台湾有好多机会可以產生思辨。当一个社会裡面,出现很多不同且极端的意见和看法时,就是思辨產生的时机。
例如兰屿设立核能废料储存场,两种结论性的答案:对或者不对,是两个极端,中间才是思辨的空间。
又例如统独的问题,是台湾最值得思辨的一个问题,可是直到现在,很少看到两个人好好坐下来,说他為什麼赞成统一,或為什麼赞成独立。
我们很少与人进行思辨,只是急着发表结论,当对方的结论和自己不一样时,就是举拳头决定了。
台湾在解严前,没有机会发展思辨,人民不被允许思考,不管说统说独都要送进监牢。
现在可以说了,却没有人注意别人怎麼说,怎麼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充分地与他人沟通,让别人知道為什麼会得到这个结论。
结果是,你不接受我的结论就变成我的敌人,演变成对立的状况。
我在好多场合裡,遇到这样的状况。大家对於一个问题发表意见时,我不赞成A也不赞成B,可是当我对赞成A结论的人说:「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下,你得到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对方已经產生敌意,他说:「那你就是赞成B嘍。」
因為缺乏沟通的耐心,思辨的过程完全被简化了。
每次选举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不管各党各派出来的人,发表到最后都是说“好不好?对不对?”
底下的群眾只有一个选择: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解严后可以使人民思考问题的机会,完全丧失了。
思维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结论吧!任何一种结论,来得太快的时候,就会变成思维的敌人。
当我站在台上授课或是演讲时,有麦克风、有桌子、有舞台,我的语言就已经具有「暴力性」。
所以我会经常检查自己讲话的意识形态,并思考要如何让讲出来的话,不会变成「耶和华的指令」,而让底下的学生或是听眾,可以与我一起思辨问题。
这麼做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回应,有些学生反而会觉得累,因為他们已经习惯一个问题会得到一个答案。老师直接给答案,是更方便、更简单的做法。
有一个老师,他服务於台湾南部的专科学校,他告诉我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在学生的月考考卷上,出现了一道选择题,题目是:台湾的民族英雄是:1邱逢甲2邱逢乙3邱逢丙4邱逢丁。
教育的思维模式怎麼会变得如此简单?在这麼简单的思维模式中,学生即使选对了邱逢甲,意义又何在?
④处於生命荒谬的情境中
在《暴力孤独》中,讲到台湾最大的一个暴力事件主角陈进兴,死前签署了器官捐赠书,但是正等待换心、垂死的病人拒绝接受,他不要坏人的心臟。
心臟原来不只是器官,还有好人心臟和坏人心臟的差别。如果我们把器官当作可以独立出来运作的零件,我们还会说这是个好人的零件或坏人的零件吗?
这裡面可以有许多非常有趣的思考。因為你没办法求得标準答案,你也许会觉得好荒谬,可是你究竟要如何面对这件事?為什麼会有人捐赠器官被拒绝?
而拒绝的人是寧死不从,像文天祥一样慷慨激昂地说:「我不要他的心臟。」当时看到这则新闻,我又想哭又想笑,觉得生命真是既悲凉又荒谬。
存在主义非常喜欢谈「荒谬」这个字,处於生命荒谬的情境中,就是人们思辨的时机。
因為荒谬本身代表着不合理,所以你可以开始思考為什麼產生荒谬感?荒谬感从何而来?如何处置这个荒谬感?思辨於焉开始了。
⑤但在儒家的文化中,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把荒谬情境的思维过程省略了。
他们觉得:「我负责思考,思考出最后的结论后,告诉你,你照做就好。」
孔子有七十二个弟子,这七十二个弟子应该就是最遵守他戒命的人。可是他们是最好的学生吗?不一定。
我常常会觉得,当我站在讲台上,碰到一个对抗的声音、对立的声音、怀疑的声音时,我会很珍惜这个声音。
因為这个声音非常不容易,他同时在帮助我,使这个带着权威和暴力、站在讲台上的角色,多一点弹性,不是单向指令的下达。
同样地,我也一直期待一个政治哲学家,期待他能唤醒民眾。孙中山临终前,谆谆告诫说要「唤起民眾」,因為他受西方啟蒙训练,他是一个哲学家,不是政客。
他不是要告诉民眾对不对、好不好,他要唤醒民眾的思维,他知道若是民眾无法思考,社会的繁荣强大都是假的,都将毁於一旦。
可惜直到目前為止,政治人物的选举,不但不能唤醒思维,还使所有的思维崩溃。
解严这麼久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还是只在於他是哪一个政党或谁应该下台、谁应该道歉。
不只是政治人物,包括媒体,媒体常常暴力到不让人去思考事件过程,就直接下了一个结论。
是不是真如我哲学系同学突然请出的那一句荒谬的话:「台湾没有哲学」,或者,台湾思维的可能没有完全绝望,只是等待机会被啟发?
⑥热到头脑不能思考是岛屿的宿命吗?
与温度、气候有关吗?在研究艺术史时,的确会发现追求陽光的画派,如印象派,很多画作都是感官的描绘,他追求的是一种「感觉」。
可是在寒冷的北国,比如法兰德斯画派,就是非常冷静理性的观看,用眼睛分解、分析所有的物件,把物体化成一个非常精準的形式。
北欧人如哲学家齐克果,就是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冷静,不会随意表现出激动之情。
在南方的义大利,一个男人可能看一个女人一两眼,就开始唱起咏嘆调了(我们知道歌剧的咏嘆调就是陶醉的)。
我认识一个法国的女孩子,她对我说:「北欧人谈恋爱,不会表现得很热情,却能天长地久。听义大利人唱美丽的咏嘆调,很浪漫,但是第二天就找不到人,找到了,他也可能忘了你是谁。」
或许我们思维的模式真会受天气的影响。似乎在寒冷的时候,人的头脑会特别清楚,而热的时候就变得混沌了。
我七、八月时通常不会待在台湾,这个季节的台湾不太能工作;那种热,混合着皮肤上的汗,空气裡的湿度,而陽光又那麼刺眼……我就会觉得头脑裡的东西开始变得不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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