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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中游的荆江部分，离中部重镇汉皋不远的河道拐弯处，有一座很大的江心洲，叫鸭蛋洲。曾经让我无比厌恶的故乡，如今成了生态农业和旅游休闲的基地。一望无际的幸福与忧伤，像麦田和棉田一样铺满了故乡。
沙洲由江水冲击、泥沙淤积而成，大致呈椭圆形。但自远古以来，此处随着江水的命运几经变形、漂移，最早不知形成于何时。大约原始洪荒之际，江水冲出了巫峡的石峰丛林，在广袤的云梦泽曲里拐弯，依据地形地势，形成了一些沙洲。《山海经·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作过《江赋》的东晋文学家、博物学家郭璞，为之作注曰：“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南宋范成大《吴船录》记述自己抵达江陵时，游览楚国宫殿“渚宫”遗址，发现有“息壤在子城南门外，旧记以为不可犯”。江陵古城息壤遗迹，位于南门外西侧城墙脚边，是一座长约40米、宽约10米的土丘，被四根石柱围着，类似石制龙宫模型，类似当地的风水龙脉，亦类似现代的水位观测站。旱涝之际，官方必率众前往祭祀、祈祷，类似祭拜龙王，具有象征仪式。事实上，长江洪水涌来时，依靠这座被水包围的土丘来抗洪保安，乃荒唐之举。人们发现，荆州段沙洲数量增多时，可以缓解洪水冲击力，即“禹乃以息土填洪水”，防止江堤和城池被冲毁，有如神助。荆州息壤因此演变为荆州沙洲。古时还流行一句谶语：“荆州洲数满百，当出天子。”明代杨慎《息壤辩》认为，息壤“盖耕治之土也”，“盖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于民，故曰‘帝之息壤’。鲧之治水，不顺水性而力与水争，决耕桑之畎亩，以堙淫潦之洪荒”。因此后世一般认为息壤是江中泥沙淤积而成的绿洲，而且应该将息壤泛化为所有沙洲的别称。
大江大河中间的沙洲草木茂盛，鸟兽自得，远离尘嚣，一派清净，很容易被文人墨客“诗意化”“浪漫化”。《诗经》名篇《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蒹葭》又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水中央”的解释，可联系下文的“坻”“沚”，都指水中陆地，也即洲渚。生于荆江秭归的屈原，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爱国诗人，在楚辞中多次表达自己的“沙洲情结”，是古代提及沙洲最多的诗人。他喜欢乘船去那里采摘奇花异草，佩戴在自己的头上、身上，喜欢在那里逗留，野炊，甚至露营，转而厌恶人欲横流的朝堂和城市，厌恶污浊不堪的现实社会。如《离骚》中的“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九歌·湘君》中的“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河伯》中的“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涉江》中的“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思美人》中的“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长洲之宿莽”，《悲回风》中的“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正因如此，屈原最后投汨罗而死，幻想自己乃大鱼，能在江中自由游弋，而后化作鲛人，登上芳洲自由歌舞。相比之下，其学生宋玉在笔下几乎不提沙洲，而喜欢描述爱情，格调较为低下；他反复提及并讨好楚王，却始终郁郁不得志。
先秦散文中亦有“沙洲情结”。《列子·黄帝》云：“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心如渊泉，形如处女；不偎不爱，仙圣为之臣；不畏不怒，愿悫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敛，而已无愆。阴阳常调，日月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士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厉，鬼无灵响焉。”藐姑射山见诸《山海经》《庄子》等书，而《列子》里的表述最为详细、具体，与海河洲相联系，充分体现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金庸《天龙八部》里曼陀山庄王语嫣的设定，应借鉴此处）。我猜测这个北方的藐姑射山神女，被屈原附着于南方的山鬼，身处武陵山间，是自由自在的精灵，是屈原哲学与美学的化身。可以看出，追随儒家的屈原，不喜欢同时代的庄子及其思想，笔下始终忌讳提及他（宋玉提及鲲鹏），因为屈原主张发挥生命的道德价值，将“美与爱”置于个体生命之上，而庄子主张展示生命的本身价值，反对一切外在的干预和约束。屈原是掌管祭祀、文教的三闾大夫，愿意为自证清白而自杀。庄子是苟全生命于乱世的民间小贩，愿意像乌龟一样曳尾泥涂。《渔父》一篇，足见区别。庄子没有继承老子的“小国寡民”观念，既不出世又不入世，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抗拒异化，做好自己。他在《秋水》里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河伯望洋兴叹，感叹黄河很小，黄河中的沙洲更小，因为天地太大。
先秦文学中的“沙洲情结”，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汉魏时期，曹植在《杂诗・其四》中写道：“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六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幸京口城北固楼，改名北顾”，遂作《登北顾楼》：“深潭下无底，高岸长不测。旧屿石若构，新洲花如织。”此时节，谢朓、虞信、鲍照都有长江之旅，诗笔之下都有长江中下游的沙洲，详见下文（陶渊明“性本爱丘山”，笔下无沙洲，而后世为其画桃花源，桃花林在沙洲）。此后的诗歌里，还有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唐代阎伯理的散文《黄鹤楼记》，不提及江中沙洲），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怀念祢衡的鹦鹉洲），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苏轼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等。南宋词人沈瀛孤标傲世，与杨万里友善，在《水调歌头》的词里，鲜明地表达隐逸之心：“思往事，增逸兴，唤仙舟。谁能拘束，尘埃堆里蹙昏眸。拟附星槎直上，十二玉京绛阙，高处且嬉游。回首视人世，天地一沙洲。”杨慎的一首《临江仙》因被置于小说《三国演义》篇首，广为人知：“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这首词化用了与屈原有关的《渔父》，达到“沙洲文学”的新高度。到了现代，革命领袖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显示出“觉醒年代”的青春昂扬气质。
散文领域最优美的作品，几乎都跟沙洲有关。如曹植的《洛神赋》建立于洛水的“沙洲想象”：“睹一丽人，于岩之畔”，“或戏清流，或翔神渚”，“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扬”。这里完美体现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爱情母题，而且其夸张描述“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化用了庄子的“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餐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王粲登临麦城城楼，作《登楼赋》，提及“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东晋郭璞为长江撰写一篇大赋《江赋》，融咏物抒情于一体，“词赋为中兴之冠”，具有博物学、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意义，文中多次提及沙洲，如“碧沙溃沲而往来，巨石硉矹以前却”，“鸣石列于阳渚，浮磬肆乎阴滨”，“芦人渔子，摈落江山，衣则羽褐，食惟蔬鱻”。博学多才、五彩文笔的郭璞，曾经为诸多古籍作注解，如《尔雅》《山海经》《水经》《葬经》《方言》《周易》《楚辞》《穆天子传》，均可独立出版。没有郭璞的《水经注》，就没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喜欢山水诗画的梁元帝萧绎，在《采莲赋》里描述：“柏舟而容与，歌采莲于江渚”（“江渚”亦作“枉渚”）。王勃登临鄱阳赣江之间的豫章，其《滕王阁序》自带水性：“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其《采莲赋》写鄱阳湖采莲的情形，多次提及湖中沙洲：“侍饮南津，陪欢北渚”，“临春渚兮一送，见秋潭兮四平”，“望洲草兮翡翠色，动浦水兮骊龙文”，“棹巡汀而柳拂，船向渚而菱分”，“纡北渚之新赠，恣东溪之密寻。”王勃是中国古代痴爱沙洲仅次于屈原的诗人，一个集中写鄱阳湖，一个集中写洞庭湖，完成了各自的“长江叙事”，而且两人最后都是死于水中，葬身鱼腹，完成了对自然的最后回归。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写道：“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明代薛瑄《黄河赋》属于抒情小赋，其辞云：“洲渚缅邈而石出兮，始杀湍而安流。”张岱《湖心亭看雪》里的湖心岛，像是茫茫大海的一叶扁舟，像是一场美梦，让作者晚年在梦里苦苦追寻。
在小说中，文人们还将大江大海中的沙洲孤岛，想象成与世无争、和谐美好的世外桃源、蓬莱仙岛，甚至想象成充满魔性、令人恐惧的“异域”。如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岛，罗贯中笔下的渔樵江渚、鹦鹉洲、散花洲，吴承恩笔下的花果山，蒲松龄笔下的古迹岛、安期岛、仙人岛、海龙国，曹雪芹笔下的紫菱洲，长白浩歌子笔下的落花岛，废名笔下的菱荡沙洲，沈从文笔下的茶峒沙洲（现名翠翠岛），汪曾祺笔下的大淖沙洲，金庸笔下的曼陀山庄、桃花岛、冰火岛，古龙笔下的无忧岛。《红楼梦》的大观园里，每个人的居住环境都具有隐喻意义。贾迎春居住于紫菱洲，体现了苏轼“寂寞沙洲冷”的意境。她出嫁后，贾宝玉时常前去徘徊，“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池内的翠荇香菱，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迥非素常逞妍斗色之可比。既领略得如此寥落凄惨之景，是以情不自禁”。林黛玉作《唐多令·柳絮》，其中有句“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百花洲在姑苏山上，燕子是候鸟，暗指她死后会魂归故里，而在最高意义上，是回归绛珠草的植物之身。中外的现代影视作品，可以更为直观且集中地讲述大江大海中的“孤岛世界”。如美国的《青青珊瑚岛》《荒岛余生》《侏罗纪公园》，英国的《鲁滨逊漂流记》《蝇王》《金银岛》，意大利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鲛鮹岛》《死亡之岛》，法国的《迷失的岛屿》《孤岛奇情》，西班牙的《金色橡树岭》，苏联的《第四十一个》，格鲁吉亚的《庄稼之岛》，日本的《安纳塔汉》《东京岛》《琉璃之岛》，韩国的《军舰岛》《人间狩猎》《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中国的《海霞》《孤岛惊魂》《内沙》。沙洲孤岛以其超然性、幻想性、封闭性、自足性，成为如今文艺作品争相表现的“香饽饽”。
相形之下，我的充满文化传奇色彩的故乡鸭蛋洲，至今尚未被拍摄成一部电影、电视剧，甚至纪录片，甚至尚未作为某种影视剧的部分取景地。虽然有个别文学作品写到鸭蛋洲，但是题材广度、开掘深度、表现力度不足。正因如此，我倾毕生之力撰写了皇皇巨著《紫蓟传》，调用了全部经验与知识，熔铸了全部生命感悟与价值，从文学成就来看，应该不亚于郭璞的《江赋》、陆游的《入蜀记》。从文学故乡的书写来看，我的《紫蓟传》比屈原的《九歌》更有意义。
屈原生于荆江秭归，却钟情于沅湘文化，将原始野性、原汁原味的武陵民间文化，当作是楚国初始而理想的文化形态，当作是复兴楚国的文化依据与根基。他在《九歌》里歌颂了沅湘神话体系，在《天问》《离骚》里反思了中原神话体系，而表达渴慕神女之爱时，提及的是北方宓妃，且憎恶其淫荡（可见屈原具有厌女症倾向）。屈原在作品里没有提到南方炎帝神农作神农架、尝百草，炎帝之女瑶姬化石、精卫填海等诸多荆江神话故事（女娃游泳淹死的东海，应在云梦泽以东）。相比之下，其学生宋玉热爱荆江本土神话，在《高唐赋》《神女赋》里，歌颂了巫山神女瑶姬妖冶魅惑、自荐枕席的神话故事。有人认为“宋玉恃才者，凭虚构高唐”，而瑶姬实乃“楚国云梦巫山高禖神与《山海经》姑媱山帝女糅合而成”。有些人将屈原所歌颂的山鬼，说成是瑶姬的早期形象。如郭沫若认为“於”通“巫”，“於山间”（其实应简化为“于”字）即“巫山间”，否则“於”字涉嫌多余，而此说竟然征服了后世很多学者。殊不知《山鬼》里“山之上”里的“之”字，“而在下”里的“而”字，皆涉嫌多余。而且《东君》里的“以东行”，“以”字亦涉嫌多余。战国时期，将“於”当作地名的，是《史记·楚世家》里提及“商於之地”，乃秦楚交界的於中，在今南阳。战国时期，三峡之巫山其实早有其名。宋玉《高唐赋》里早有巫山之名：“妾，巫山之女也”，“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战国策·秦一》：“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楚世家》亦云：“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南宋鲍彪注曰：“在南郡巫”。元代吴师道补注曰：“夔州巫山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载：“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名曰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魂为草，实为灵芝。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阻，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早视之，果如其言，故为立庙，号朝云焉。”此即今之三峡中的巫山，并无“於山”别称的记载。我认为山鬼更接近北方的藐姑山神女，冰清玉洁，自由自在，而非“窑姐”瑶姬，类似希腊神话女巫岛上的喀耳刻，魅惑于舟人。而且山鬼、河伯是一对神巫之爱的恋人，娱人自娱，两两成对，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均应属于相对完整的沅湘神话体系。这是“组歌”成组的重要依据，绝不是南腔北调的“大杂烩”。随后查阅林河的《<九歌>与沅湘民俗》，此书亦可部分印证我的感觉，而后者更加激烈，认为山鬼其实是沅湘地区的山妖，只是傩舞里作少女之状。如此，《九歌》便与《山海经》产生联系，亦对《聊斋志异》产生影响，如婴宁酷似山鬼，尤其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
我怀疑屈原的早期创作除了《橘颂》外，还应有一些作品，描写秭归、夷陵、江汉之间的事物，可惜后来销毁或亡佚了，而这只是我的猜测，缺乏实际的文献可以印证。其销毁者，可能是屈原。也即是说，屈原憎恶故乡夷陵人、郢都人，只因众多宵小之徒盘踞于他的周身，合力排挤他，嘲弄他，以致他产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狷幻觉。这句话显得很自信，很自大，也显得很有杀伤力，可能会将整个楚国人都得罪了，更不消说大王和权贵。那些“争宠而心害其能”的人，如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子兰、郑袖等人，还有自己并不欣赏的文学侍臣宋玉等人，都是荆襄一带的人，都是荆蛮人，都是在人性上具有致命缺陷的人。他的“美政思想”正是力图从制度层面挽救楚国的举措，可惜因“人之祸”而无法得到大力推行。他在文章中唯一欣赏的楚人是伍员，同样为昏君佞臣所害，只可惜自己乃一介文人，只能投江而死。屈原原本楚国权力核心人物，在亲齐派与亲秦派的剧烈斗争落败，两次流放汉北，两次流放沅湘，被贬时间长达23年，成为郢都当权派嘲笑的对象，忌讳被提及，以至于长期默默无闻，湮没于历史长河。尤其是襄王执政，任其在沅湘流浪，永不还朝，甚至可能命史官篡改历史，抹去屈原的功绩和痕迹，以致《史记·楚世家》的历史大事记里，只在“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一处，提及屈原的名字，而在其他的历史节点，代之以谋士陈轸、大臣昭雎，与《屈原列传》所载相悖，因而后来有人怀疑那所提一笔乃人故意改入，甚至怀疑《屈原列传》亦为伪造。事实上，《战国策》《吕氏春秋》等战国时期的史料，乃至同时代的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的书籍，都没有关于屈原事迹的记载。宋玉在《九辩》里对屈原《离骚》有所借鉴，但只字不提老师的名字。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正文里也没有记载屈原的任何言论，因为囿于史料记载，不敢乱说。
项羽、刘邦的崛起，使楚人的地位急剧上升。到了汉代，上层统治者多来自楚国故地，好楚音，喜楚辞，屈原的事迹才被零星地发掘出来。最早对屈原的思想和为人作出评价的是贾谊，担任大中大夫，推行政治改革，遭到权贵诬陷，为汉文帝疏远。被贬长沙王太傅后，他写了《吊屈原》：“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因为被贬沅湘之间，他开始接触到这里有关屈原的传说和诗歌，一怔见血指出屈原是被小人陷害的，是被历史埋没的。淮南王刘安因有感于自己大材小用，备受压抑，也自比屈原，积极宣传屈原。他撰写了一些楚辞体的诗歌作品，在《淮南子》中对屈原的诗句多有借鉴、化用，甚至提出“尊《骚》为经”，跟《诗经》享受同等待遇。班固《离骚序》中说：“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污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此推动下，刘向搜集、整理、编辑《楚辞》一书，而王逸为该书作注，结为《楚辞章句》一书。至此，《离骚》已然成为儒家经典。为时代所抛弃，为未来而写作，长期沉没于历史，被后世奉为经典，如此之大宗师，屈原第一，陶渊明第二。从文化符号学上看，与陶渊明不同的是，屈原表征着郁郁不得志、饱受社会践踏、只能以死抗拒的这样一种人：善良、正直、贤能，心怀治国良策，却遭到小人们合力构陷、打压，被贬到社会底层，默默无闻。
司马迁写作《屈原列传》时，能够搜集到手的资料极少，因而下笔有些将信将疑，前后矛盾，因此不顾事件与情节的不足，甚至断裂，以议论、抒情代叙述，充足至一定字数，而此种抒情文，于各列传里实属罕见。他喜欢《离骚》，倾慕屈原，谓之“与日月争光”，为之强行作传，亦因自己的悲惨遭遇和坚定意志，与屈原类同。关于屈原的妻子、子女的名字，以及他们在屈原死后的去向，正史里没有记录，而野史里众说纷纭，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可以猜测，他们都隐姓埋名，避往他乡，因为整个楚国没人欢迎他们。到了现代，有人怀疑战国时期并无屈原此人，乃司马迁或刘安所虚构的人物，或者说，屈原在楚国、战国时期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都很小，并非朝野爱戴的名人，无论是作为纵横家，还是作为文学家。很大程度上，他是朝野合谋“社死”的。
郭沫若话剧《屈原》里，屈原被靳尚、郑袖等人设局陷害，被楚王逐出宫廷，突然陷入迷失与疯狂，而郢都群众得知他魂魄离散，赶紧扎茅草人为之招魂。我认为郢都群众绝对会服从楚王、上官大夫等高层权威的评价，会认为屈原是好色之徒、奸佞小人，只会合力贬斥他，“网暴”他，绝不会为之招魂。这也是他晚年意图“以湘蛮代荆蛮”、开启“民族文化换血工程”、进行“文化招魂”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等到楚国衰败，奸佞当道，郢都沦陷，最终亡国，人们才会明白屈原的正直、贤能、伟大，才会在其投江自杀的五月初五，驾驶龙舟寻找其不朽尸身，运用竞赛展示国殇军魂，既为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招魂，也为湘蛮的尚武精神招魂。这便是中国人的人性与人情。那些死亡比活着的意义更大的人，就是天选之子。反之，那些人就是庸碌之辈。我憎恶过家乡，憎恶过乡亲，但是比屈原怀念故土，愿意致力于宣扬故乡文化，以此作为人生之要义。
梦里，我来到一座很大很空的广场上，又像是后花园，地面全是花岗岩石板铺设，只可惜年代久远，大多腐蚀严重。薄暮，空寂，山林，歌声。广场石板忽然陆续粉碎，窜起一条石龙，一只石凤。空中飘逸、悬浮一些散碎的石块，宛如在外太空。我转而来到一个幽僻之地，像第欧根尼一样坐着，无聊之极，伸手到衣领里抓痒。身边一座湖泊，驶来一艘小船，船上两个女孩，正脉脉地看着我，看着我百无聊赖的样子。我忽然明白自己是来考察湘君、湘夫人的，考察《九歌》里的神话皆为沅湘地区的，既然来到洞庭湖，就要抓住每个细节。按照屈原的惯常安排，我应该跟坐在船头、戴满花草的山鬼谈一场恋爱，人神共娱。山鬼巧笑着，跟女伴低语，没有明言是否愿意，亦未拒绝。我峨冠博带，正经危坐，不苟言笑，担心失态。作为古代地方民俗研究，我似乎应该去读巫瑞书等人的书。正犹豫间，山鬼驾船走远了，欸乃一声芳渚青，湖水氤氲空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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