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提起“诗仙”的名号，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李白，而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诗仙”却是唐宣宗给白居易的称号——缀玉联珠六十年，谁叫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白居易以现实主义诗人的身份出现在大众眼中，一个着眼于众生疾苦的人，似乎与“仙”字沾不上边——仙应该是狂放不羁，无意功名的，即使胸怀大志，也会朗声念出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阔步迈出山林，任清风将酒气未散的衣袂扬起，他自带着一身出尘的潇洒气，不卑不亢地朝天子致礼。
白居易全然不是这样的人，他自幼就怀有热诚的入世之心，并且官途相对顺遂的他一直都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白居易与李白、杜甫并称为“唐代三大诗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可见一斑。而白居易有白居易式的潇洒，也有白居易式的沉郁。
唐代有两大政治祸端，一是藩镇割据，二是宦官专权。白居易是河南人，出生于大历七年，这正是藩镇割据非常严重的时期。
当时李正己已经将河南十余州占为己有，但他还不知足，唐政府自然也不会允许有人肆意践踏天子的权威。于是理所当然的，中唐战争连年，民不聊生。
白居易生于官僚之家。他九岁那年，父亲白季庚升作徐州别驾，战火早就已经烧到徐州，近来越烧越旺，丝毫不显歇止之势。白季庚考虑再三，决定让家人迁去安徽的符离住下，自己留在徐州坚守这片土地。
年幼的白居易即使跟着母亲远离了战乱之地，那座被战争攻侵得遍体鳞伤的城池还是深深刻在了他的记忆中。与之相伴的，还有满城百姓的哀戚之容与惧色。
五六岁就开始学作诗，九岁通晓声韵的白居易无疑担得起一句“天资聪颖”，而在卓越的天分之外，他还勤奋苦读，直读得唇舌生疮，手肘出茧。这种近乎疯狂的求学劲，大概正是年少时目睹的灾祸化作了“治国平天下”的种子，根植在了他心底。
即使父亲的官位算不得低，白居易的生活也称不上优越。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到：家贫多故，二十七岁方从乡赋。
天资过人，努力程度更过人的白居易因为家庭原因，一直到二十七岁才去考进士。被一句带过的“多故”，包含了父亲逝世、母亲患病、身为次子的白居易在大哥离家后，要照顾一家老小的生计——那种只要能吃饱都算幸福的生计。
这样艰苦的生活无疑也是他勤学苦读的重要原因。
虽然被这样那样艰难的“故”蹉跎了几年，但白居易只考一次就中了进士。他十六岁那年作了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在看这首诗前，恃才傲物的顾况调侃白居易的名字道：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但看了这首诗后，他立马改口：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
顾况当年的话，似乎在白居易二十七岁这年得到了实现。即使这份属于他的荣誉迟了几年到来，他也是同科十七位进士里最年轻的。但直到五年后，白居易才获得自己的第一个职位：校书郎。
等待朝廷任官的五年里，他的生活非常困苦。在诗中有“自河南经乱，关内饥阻，兄弟离散”之言，细细念来，满是苦涩。据说白居易因为读书太刻苦导致少年白头，然而联系其生平，当中的白发必然有几缕是因忧劳而生。
三十岁正是立业之年，兼济天下之志总该建立在自己生活无虞的条件之上，校书郎的薪俸微薄，实在不足以让他撑起一家人的生计，更别谈实现那份遥不可及的理想。于是白居易又参加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考试——一个选拔官员的考试，他再一次通过，被唐宪宗任命为周至县的县尉。
次年，宪宗读到白居易的《长恨歌》，惊于此人的才华，立刻将白居易召入朝中任翰林学士。在之后的几年里，白居易步步高升。受了三十多年霜冻的英才，迎来了属于他的春风。
生活上的困难得到解决，白居易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实践自己的理想：补查时政，为民请命。与幼年懵懂的憧憬不同，他要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所以白居易做起事来就异常坚定，简直坚定到了不要命的地步。
在最初的最初，君臣的合作还很和谐。比如元和四年，江淮地区遭遇旱灾，宪宗下诏宽免赋税。白居易发现这份诏书的细节不够详尽，当时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免江淮之赋以赈济百姓。
白居易每提一个意见，宪宗多会采纳。据《新唐书》记载，类似的重大奏请，白居易发起了十多次。这使他声名益盛的同时，无疑给百姓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另一方面，风头太盛会招人妒忌，“谏官”本身又免不了得罪一些朝臣。而且对皇帝来说，忠言逆耳虽利于行。可利不利于行是需要时间检验的，“逆”却是在第一时间传达给他的感受。
王承宗叛乱，宪宗任宦官吐突承璀率兵去讨伐。白居易坚持反对，他的理由有二：首先，大唐的制度从来都是派将帅专职讨叛，若以宦官为帅，会让四方节度使看轻朝廷，后世也会将这个先例看作是宪宗创立的；其次，将军们会耻于受内侍的管制，士气受挫，军心涣散，不利作战。但宪宗这次没有听取白居易的意见。
唐兵出征后，迟迟没有同叛军展开决战。事已至此，白居易又针对军队花了数月才进入敌境的事情进行分析，认为他们有私下的打算，劝宪宗尽快停兵，否则会有四个坏处：河北各节度使会得受到资助；河北合纵的局势更稳固，以后陛下的指令都不再管用；军旅劳苦，人心易动摇；回鹘和吐蕃难免乘机来犯。宪宗依然不同意。
后来白居易更在殿中直言：陛下误矣！宪宗也被他强硬的态度和语气触得龙颜大怒，对李绛讲：他是我一手提拔的，竟敢这样，我一定要贬了他！
这件事以李绛的劝阻作罢。但李绛不是每次都能保下白居易。
813年，主战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此事震惊朝野。武元衡与白居易性情相投，两人都是一心为皇上分忧的忠臣，他坚决主张皇上削藩，这才引来杀身之祸。白居易心中激愤，上疏劝皇上抓捕凶犯，为武元衡讨一个公道，也为朝廷雪耻。
但此举受到众臣的群攻，宰相指责他越职言事，更有甚者，拿白居易母亲赏花坠井而亡之事攻击他写的赏花诗，认为他不孝至极。而实际上白居易的赏花诗从多年前就开始写了，母亲逝世不过是前几年的事。
白居易在众人的诘难中感受到一种彻骨的寒意，他咬紧牙关不发一语，只将目光投向在龙椅上端坐的那个年轻人——那个对他有知遇之恩，让他愿意效忠一生的人。
宪宗神情冷漠，一道旨令下来，将武元衡的冤屈覆盖得严严实实，也让白居易的世界暗了一刻：贬作江州刺史。
后来，又追诏贬成江州司马。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琵琶行》（节选）
江州的生活条件不好，但总归不会比入仕前的生活更苦。可白居易觉得此时更苦。
在他穷困的少年时代，虽然整日为生计而奔波发愁，可那时的他心中有一份志向、期待。苦难再多，他也有无尽的精力去应对。而现在，那份理想彻底落空了，心中就只剩苦涩了。
这种苦涩绝不是源于“被贬谪”这件事。白居易是个绝顶聪明的人，透过这次事件，他深体官场黑暗，帝心难测。即便有一天回了朝，他也难成其“兼济天下”之志。举世皆浊，唯他独清，一人之力何其微末，纵然以身殉自己心中的正义也无补于事，何必做无谓的牺牲？
可若想保全自己的清，应该怎么做？
白居易只知道，屈原付出了生命。但那是屈子，他白乐天的人生，不至于只有一个选择。
既然此生不能通达，那便独善其身。不必与外界硬碰硬，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心怀天下这种事，何必要宣之于口？
白居易至此放下了政治理想，写了很多闲适诗，如《咏怀》：
尽日松下坐，有时池畔行。
行立与坐卧，中怀澹无营。
不觉流年过，亦任白发生。
不为世所薄，安得遂闲情。
诗中并无太深的哀怨之意，更多的是传递他通达的处世态度，有一种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乐观。这样的境遇若换了别人来，想必会长期不能摆脱郁闷的心情，可白居易不同于别人，他太聪明，也看得太透彻。
人生苦短，来到这世上匆匆一趟，不抓紧享受而自苦于不能实现的理想，未免太亏了。
820年，唐宪宗暴毙，新帝穆宗爱白居易之才，登基之后立刻将他召回长安，任朝散大夫，官至五品。但朝中的混乱更甚以往，穆宗也不能听谏。白居易顿觉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极力请求外放。
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虽然不再怀兼济天下的理想，但他没有只顾自己享受，依然有一种责任感。在任职期间，白居易力排众议，加高西湖湖堤，修筑堤坝增加西湖容量，利用西湖水灌溉农田，以避农民受旱灾之苦。
另外，他还重修六口干枯的古井，改善杭州百姓的用水条件。
…
824年，白居易调离杭州，百姓们感念他的德政，自发为他送行。而白居易还在为自己没有为他们做更多的事而不安。然而，他做的事是多是少，是好是坏，大家的心里都很清楚。杭州人民将杭州城西南通往孤山的白沙堤改名为“白堤”，以此纪念白居易。
846年，白居易在洛阳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
他的一生较之其它的大诗人来说，实在顺利很多，几乎算得上“苦尽甘来”之典例。他没有像杜甫那般潦倒流离，客死孤舟；也没像同时代的柳宗元那样，始终不能伸其振兴家族的志向，英年早逝。
白居易自被贬谪至江州后心态发生了转变，虽然偶尔也会追忆当初的理想，但总体来说他是快乐的。
他有绝高的文学天赋和艺术才思，认为自西周之后还没有一个诗人能传承圣人之学，所以白居易就立志做诗经时代的“采诗官”，他想通过自己的笔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将世上的苦难以诗的方式反映给天子。
白居易认为那才是诗应该起的作用，所以他写下的反民间疾苦的诗很多，《观刈麦》《卖炭翁》等名篇直接决定了他“现实主义诗人”的身份。
但当政治观念发生了改变，他也放宽了自己的诗涉及的题材。将创作当成疏解心中隐隐的遗憾的渠道。白居易与挚友元稹频频合诗，所创的“元和体”在文坛掀起了一阵热潮，仿效者甚多。元稹逝世后，又有刘禹锡与白居易唱和。刘禹锡的性格同样乐观豁达，二人晚年交游，相信是彼此最珍贵的熨帖。
顾况曾说白居易居天下亦不难，事实的确如此。晚年的白居易购置豪宅，饮美酒，品美食，赏美景，快意无穷。他被宣宗赞为“诗仙”，不单是因为他才华横溢如神仙下凡，也因为他心思机巧豁达通透，可以挣脱思想上的枷锁，不为世俗所束缚。
他有自己对人民的关怀，也有对自己的怜爱，关键时刻会以保全自己为重。所以白居易常被拿来和另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相比，人们常言白居易不及杜甫伟大。
但我想，杜甫的确是最崇高的精神之模范，而白居易则为后世树立了做人行世的标杆：当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可以放低要求，但千万不能堕落。要始终爱自己，爱别人，爱生活。世路不顺的时候，不妨易道而行。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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