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推测，陈做出这一决定并不完全源于他的自信。2004年第一季度，中航油当时正在与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英国富地、淡马锡等多家外国企业谈合作事宜。2004年初，中航油收购华南蓝天公司24.5%的股权和水东油库80％的股权，并与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ENOC)签署了在中东和新加坡投资石油仓储设施的合作备忘录。如果期权亏损信息传出，必将影响合作事宜。
为此，陈不能不顾虑重重，最终选择了在没经过任何商业评估的情况下于2004年1月进行了第一次挪盘。他当时能做的，也许就是赌。
在2004年6月28日或前后，中航油再次与阿尔龙公司进行了第二次主要挪盘交易，方法基本与前次相同。6月挪盘后，油价继续攀升，中航油期权组合亏损加剧。
第二次挪盘的原因也不仅是陈继续预期油价下跌，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
第一，陈企图通过收购令中航油成为首家既有上游油田和炼厂，又有下游仓储设施和分销网络等一系列完整供应链的海外中资石油企业。先后两次转型有成的陈，将此称为中航油的第三次战略转型。首先成为其目标的，就是具有完整供应链的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显然，期权的亏损信息将使得这种企图成为泡影，陈不能失败。
2004年8月18日，中航油签署收购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20.6％普通股股权的协议，成为对方的第二大股东。为收购，中航油付出溢价4720万元新币，达2亿多人民币。
第二，2004年6月，中国航油集团总经理荚长斌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在不久的未来，一个机场将有几个加油公司，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要做强做大公司，不能航油业务孤军作战，要争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公司建设成为中国的第五个石油公司。如果我们收购了新加坡的国家石油公司，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就是中国的第五大石油公司。”来自集团总经理的赞赏可能也使得陈不敢失败。
2004年9月，中航油第三次进行挪盘。与前两次挪盘不同的是，中航油不再与某个期权对家一对一的进行交易，而是同5个期权对家同时交易(但不包括阿尔龙公司)。这次移盘从8月31日持续到了9月27日。
至此，中航油三次挪盘，每次挪盘都使得公司的交易量大增，亏损也大增
2004年10月：油价再创新高，公司此时的交易盘口达5200万桶石油；账面亏损再度大增。
2004年10月中下旬，受原油价格的影响，新加坡航煤价格已经达到450美元左右。由于航空煤油价格的高涨出乎中航油判断，行权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投资者要求行权，从而使中航油公司产生巨额亏损。以每吨航空煤油产生30美元的亏损计算，每卖出300万吨的期权就差不多损失1亿美元。这种损失的速度和规模，都不是期货交易能比拟的。
2004年10月1日，国际原油价格为每桶50.12美元。
10月4日油价曾一度回落至每桶49.91美元。
10月8日(周五)，国家油价再度跳高，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NYMEX)原油期货价格报收53.31美元。
10 月10日：面对严重资金周转问题的中航油，首次向母公司呈报交易和账面亏损。为了补加交易商追加的保证金，公司已耗尽近2600万美元的营运资本、1.2亿美元银团贷款和6800万元应收账款资金。账面亏损高达1.8亿美元，另外已支付8000万美元的额外保证金。
中航油集团接到新加坡的报告后，第一次接触到“期权”一词，赶紧发邮件给陈久霖问：“什么是期权？期权保证金如何计算？期权是如何运做的？”（当然，这个报导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了，毕竟衍生品这东西在中国的知识传播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10月10日晚２２时，陈久霖把期权的有关知识发邮件给集团。
11日，中航油集团立即成立新加坡危机处理小组，研究和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案。同时，在国内寻找专家了解期权交易是怎么回事，但找不到懂行的人，这项投机业务在中国是一片空白（2005年3月聘请期货斯坦福大学研究期权交易的教授黄明）。（这个应该也是被夸大了的，否则中航油集团CFO之类的高管以及国内高校研究衍生品的专家教授都应该羞死。）
10月11日（周一），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上演“生死时速”，当天报收53.64美元/桶。
10月15日，期货油价曾下跌至45美元，已很接近中航油约定卖出的均价43美元，而原本应果断指示斩仓止损的中航油集团高层却集体沉默。
10月20日，油价攀高到54.92美元/桶。
当天，中航油集团公司决定隐瞒真相，提前透过德意志银行新加坡分行折价配售所持有的中航油公司股份的15%的股票，将所得的1.08亿美元资金贷款给中航油。集团对中航油的持股比例由75%减至60%。陈久霖代表集团与负责发包的德意志银行签订合约，正是这次签约，使得陈因“欺骗银行”而获刑四年。
10月22日和10月26日，国际油价创出每桶55.17美元新高。
10月26日和28日，中航油则因无法补加一些合同的保证金，遭到主要交易对手日本三井的逼仓（注意了，不仅期货存在逼仓，期权也是存在逼仓的），在现场的中航油集团领导决定不再展期，被迫高位斩仓，账面浮亏转为实际亏损。这次斩仓撞在了历史最高价位55.43美元/桶，实际亏损达1.07亿美元。
此后，事态的严重性被上报国资委，国资委拒绝救助，中航油资金链终于断裂。继续遭到逼仓，实际亏损达1.32亿美元。
11月17日，国际油价一度回落至每桶46.84美元。当天，中航油发布公告称，将在11月底前终止所有投机性的衍生商品交易活动，专注现货贸易业务。
11月8日到25日：中航油的衍生商品合同继续遭逼仓，截至25日的实际亏损达3.81亿美元。
随后，油价再度攀升，11月24日曾达49.44美元。
11月30日，公司股票被新加坡交易所宣布暂停交易。
12月1日，在亏损5.5亿美元后，中航油宣布向法庭申请破产保护令。
为什么陈迟迟未平仓？有人分析他迷恋《周易》，深信“物极必反”原理，也有人分析可能源于他过去的成功，使他不能承受失败。
但我的看法是：陈当年为实现公司战略转型而动作频频，任何负面信息都会将其战略毁于一旦，因此他根本不能失败，他只能继续赌，于是一错再错。
七、失败的原因分析：三大关键点
《中国企业家》通过多方调查并查证陈久霖对法院的宣誓书、中国航油年报等资料，认为在陈久霖和中国航油最终的大败局里，有三个关键点，这三个点中只要一个能够过关，中国航油和陈本人的命运也许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这三个关键点，也恰是中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最大的三个软肋。
（一）为何没能及时斩仓止损？
陈久霖对中国航油未来强烈的企图心、以及多年来他一次次绝处自救的经验，令他忽略了“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巨大风险。
回溯到9个月以前。3月28日，陈久霖首次得知公司交易员因期权投机出现580万美元的账面。此时，摆在陈久霖面前有三种选择：一是斩仓，把亏损额限制在当前水平，纸面亏损由此转为实际亏损；二是让期权合同自动到期，账面亏损逐步转为实际亏损，但亏损额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当前水平；三是展期，如果油价下滑到中国航油期权卖出价格，则不至于亏损并因此赚取权力金，反之，则可能产生更大的亏损。
三种选择背后的逻辑分别是：如果斩仓或让期权合同自动到期，亏损大白天下，陈久霖将只身面对来自市场、集团、和国内监管方的麻烦；如果展期，可能麻烦更大，也可能全身而退。
在交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建议下，陈久霖选择了后者。这是自3月28日亏损580万到10月3日亏损8000万的过程中，陈久霖所一直坚持的决定。而且当亏损越大，支撑他做出如此选择的理由就越诱人。事后看，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当时的中国航油，正处于亟需市场信心支持的敏感时期。陈久霖苦心筹划的几个大项目正在齐头并进之中，对于中国航油和陈本人，那都预示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一旦斩仓，损可止，而所有的梦想亦意味着断裂。陈久霖舍不得。
事后，他对友人回忆他当时如何分析其间利害关系：“当时报巨额亏损，肯定要影响股价和市场信心，这就很可能成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影响到公司正在进行的所有后续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收购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SPC）20.6%的股份、与英国富地合资、和淡马锡合作海上加油公司、南京机场项目、与中东国家石油公司在新加坡合作的储油罐项目……这些项目都来之不易，尤其是都可在建成后快速盈利，单收购SPC股份一项就有5000万新加坡元的利润分账。如果报亏，所有这些项目都可能流产，而如果挺过去，这些项目将能如期进行。而且，由于中国航油卖出期权是分散在2005年和2006年，届时，即使产生一定亏损，这些项目的收益反过来也能弥补损失。”
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陈久霖当时最为焦虑的一点，他内心对中国航油有更深更大的期望。正是这种企图和期望的强烈、以及多年来他在商界一次次绝处逢生的经验，令他忽略了“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巨大风险。
只身到任狮城掌舵中国航油的7年来，陈久霖第二年就令中国航油实现了盈利，后来终于把一个衰败逾四年的石油运输公司打造成新加坡股市的“龙头大班”，净资产从1997年17万美元增长到2004年1.5亿美元，增幅达890倍。陈本人被推为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第四任会长，荣膺“亚洲经济新领袖”，在国际市场上颇具人望。
由于新加坡子公司为集团贡献着大部分的利润，陈成为中国航油集团头等功臣，新加坡子公司董事长荚长斌在几年前升任集团总经理，陈久霖晋级副总经理。在这几年里，陈久霖在全球四处并购，一心要整合出具备完整石油产业链的中国第四大石油巨头。
当一个人处于如此顺势、并享受着成功的亢奋时，他很难相信世上还有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也许在陈眼中，580万美元的亏损和每年出现的其他大量困难一样，总会有办法挺过去。在海外七年，他已经习惯了只身去解决种种在国内完全想像不到的风险和问题。陈久霖身边的一位和他共事了5年的职员告诉本刊记者：“比如2001年，一个交易员以200美元/吨卖给广东一船燃料油，油还在途中，油价已经降到120美元/吨。当时，陈总害怕对方不会按约付钱，当时就安排专人在船到岸后立即将油出售。再比如收购SPC，他千方百计与李光耀、吴作栋、何晶等政商要人取得联系，动用了大使馆、中国政府等能托到的所有资源去找人、牵线、说服……类似的困难每年都有，但他总是有很大的信心去克服并也都奇迹般地克服掉了。”
不过，航油集团的一位职员向《中国企业家》分析说：“克服困难的信心只是其一，陈久霖自觉在集团内部地位不稳，因此处处小心也可能是另一个原因。即使在上市公司业绩飞升的几年来，陈久霖也不断感到有来自集团的各种钳制：穿小鞋、说风凉话等，他真担心什么时候忽然一纸调令，就摘掉了他的这顶乌纱帽。正是这种谨慎小心、不愿授人以柄的心态，促使着陈久霖去隐瞒亏损、试图独自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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